知所炯戒

作者:刀尔登    来源:《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4期

  清代官经,最上心法是“多磕头,少说话”。所谓少说话,是连奉承话也不要胡乱多讲,因为人主和平民一样,也每用屁股思考,不妨把拍马屁想象为拍人家的脑袋,便知当慎之又慎了。明代嘉靖皇帝,去湖北探视父亲的陵寝,路过河南。时在河南做官的胡缵宗写了一首迎驾的颂诗,若干年后被人告发,几乎兴成大狱。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是“湘竹英皇泪不磨”,用的是舜帝南巡的典,来恭维嘉靖。但胡瓒宗忘了,舜帝南巡,死在苍梧之野,就没回来呀,嘉靖说他诅咒,难道冤枉他了吗?

  胡瓒宗也算是有些学问的人,稍一马虎,换来四十大板,寻常的顺民,当知戒惕。写颂诗谀文,实有风险,应该留给有学问的人去做。雍正时的大官邹汝鲁,写《河清颂》,用了《尚书》里的典,不料雍正不喜反怒,几乎杀掉邹汝鲁,逼得他只好承认“臣实不曾读过尚书”。没读过《尚书》,你写什么《河清颂》呀!那时不像现在,学者谀时颂圣,出了纰漏,顶多大家笑一场,古代人际关系紧密,对方的屁股不舒服,你的屁股便有血肉横飞之虞。
  那么,古代专制社会的愚民政策,是否遇到两难呢?一方面,要尽量把教育限制为训练;另一方面,又需要顺民的表态。我想,古人有自己的解决之道,便是强调社会分工,或叫“本分”。人们各依身份,用各自的方式表达恭顺。识字不多的人,本分是望尘舞拜,至于写诗弄文,最好想也不要想。
  王肇基是直隶平乡县人,念过两本书,做过几种杂役,后来带着母亲和妻子,流寓在山西介休,生计无着,很是愁闷。乾隆十六年,他生出个主意,到衙门献了一首恭颂皇太后万寿的诗联,不想惹下大祸。他这首诗做得俚鄙不堪,也还罢了,后面又附了些话,被定为“妄议国家事务”,下在狱里。

  可怜王肇基,老老实实地供称:“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讪谤?实是我一腔忠心,要求皇帝用我,故将此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来呈献的。至于论那孔孟程朱的话,亦不过要显我才学的意思。”
  乾隆下谕严审王肇基,原是以为他和另一个要案有瓜葛。审来审去,并无别情,不过是一个赤胆忠心的愚民,乾隆便失去了兴趣。那么,对这样一个人,如何处分呢?
  文字狱,并不只冲着文人。乾隆年间的文字狱,罹祸者中间,有算命的,卖药的,种菜的,抬轿的,开酒馆的,开裱褙店的,还有五个和尚,十多个疯汉,这些人,在案件中占的比例还很不小。下层平民总数虽多,其中产生的诗文却极少,和文人相比,千不及一;虽然无法做精确的计算,大致可以推知,他们弄诗做文的风险,实较文人为高。
  但有时候,对主上的感激涕零之心,难以遏止,要有额外的表达,才能尽兴。王肇基案的两年之后,有江西人刘震宇,写了一本《佐理万世治平新策》,并献上他自己想出来的缉捕逆犯的方略,被定为妄议国家定制,处斩。一年后,福建人李冠春投献“济时十策”,处斩。又一年后,山东杨淮震献《霹雳十策》,被革去生员,杖责四十。又一年后,直隶人刘德照写了篇风水论文,原想到京师献上,半路被捕,凌迟处死。乾隆南巡,浙江人林志功献词,被流放黑龙江;章知邺献诗册,先是充军,后又处死。

  纪晓岚去福建主持考试,那里有一个老童生叫邓文亮,做了一篇《戒淫说》,及若干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字,呈递给纪晓岚,后得死罪。又有安徽武生李超海,写了本《武生立品集》呈献学臣衙门,斩立决。直隶人王上献媚书,反被处死;智天豹献《本朝万年书》,要“见得本朝国运比周朝八百年更为长久”,结果“从宽斩决”;等等。
  这些人纷纷献颂,有的是仰邀恩典,有的只是一腔忠诚之意,憋得难受,恨不得剖心以示。比如王珣,家里旧藏有一副对联,“世表清华之望,代称孝友之风”,不过是俗句子,偏他便想出,“这清字,就是大兴大清国的意思”,至于孝友,“如今皇上是孝友之君”。总之,这副对联自己是不能用了,得献给皇帝御用。这样的好人,皇帝怎么会舍得处死呢?
  也没什么舍不得的,此之谓清理顺民队伍。看来古代教育,还是有不发达之处,特别是造就了一些半通不通之人,一举一动,往往不得体。理想的状况,是或者全通,或者一窍不通,各不逾矩才好。我们现在讲究公民教育,古代也本应另有一种顺民教育,普及到人。不要以为做顺民只要缴税和磕头;如要做得好,还需特别的训练,只念念三百千是不够的。
  说回到王肇基。山西巡抚在折子里说他像是疯癫之人,不知有无帮他脱罪之意。乾隆批道:“知道了,竟是疯人而已。”似觉无趣。此案发于八月初九,至九月初三,王肇基被押至省城街头,当众杖毙,“俾愚众知所炯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