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鸡蛋的温情与心酸

作者:罗洁琪    来源:《新世纪周刊》总第439期
  元宵夜,宁夏西海固山区气温骤降,大雪纷飞。天空放晴后,我搭上班车,行驶在乡间盘山公路上。远处山坡残雪斑驳,退耕还林的地方草木复苏,隐约可见淡绿色,轻如烟雾。

  西海固的西吉县是人口大县,有近50万人,其中回族人口逾半。2010年的财政收入只有3400多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约3450元。在那片土地上,洋芋(即土豆)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农作物。多数农民半个月甚至一个多月才能吃上一顿肉或者鸡蛋。

  2010年9月起,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始推行“营养早餐工程”,即保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包括寄宿和走读)和县城的寄宿生“每人一天一个鸡蛋”,共有约37.5万名学生受惠。

  从那以后,黄土高坡的山沟里升起的第一缕炊烟就来自乡村学校。

  检查鸡蛋皮

  在贫困山区,不要小看一个鸡蛋。

  距离西吉县城几十公里的西滩乡和沙沟乡都非常偏僻,盘山公路似乎没有尽头。这里交通不便,农民也更穷。一些学生告诉我,他们爱吃鸡蛋,不过“一般是家里来人了,妈妈才会炒鸡蛋,才能吃上肉”,甚至有人说“以前没吃过鸡蛋”。

  在西滩乡小学,据一位一年级的老师回忆,发鸡蛋的第一天,班上的杨阳很兴奋,淘气地把整个鸡蛋黄一口吞下去,噎住了。老师吓得半死,赶紧拍他的后背,让他吐出来。

  西滩乡中心小学米校长说,有个学生舍不得吃鸡蛋,偷偷藏在口袋里,要拿回去给奶奶。爸妈外出打工了,家里就祖孙俩。有一次,班主任发现了,就要这个孩子当着她的面把鸡蛋吃下去,并教导说:“把鸡蛋吃了,学习好了,长大了再孝敬奶奶。”

  就怕有孩子舍不得吃,所以有的小学要回收鸡蛋皮。吃完鸡蛋,鸡蛋皮要放在课桌上,学习委员挨个回收,保证“每个熟鸡蛋都吃进学生的肚子里”。

  从宁夏教育厅的官员到乡村校长,人人都为鸡蛋神经紧张,小心翼翼。官员反复下乡调研查账,生怕几千万元的鸡蛋钱打了水漂:县、市政府招标选购鸡蛋,生怕学生群体性食物中毒;乡村校长每周亲自领取鸡蛋,生怕鸡蛋有裂缝,学校要倒贴钱;值班教师晨起煮鸡蛋,生怕鸡蛋不能按时送进教室。

  当地人都说,这是“主席工程”,是自治区主席争取民心的阳光工程,谁都不敢出错。

  不过,紧张只是大人们的事情,似乎与孩子们无关。在夏寨村小学的教室里,第一个和我说话的人,是11岁的杨志强。他坐在我对面,脸蛋尖瘦,皮肤红黑,眼睛明亮,好奇又兴奋地观察着。

  我,一点都不胆怯。

  我问他:“你喜欢吃鸡蛋吗?”他答:“喜欢。”“为什么?”“因为我学习差,老师说,吃鸡蛋能增强记忆力。”“你爱吃鸡蛋白还是鸡蛋黄?”“鸡蛋黄。里面的东西肯定更有营养。”“你有没有拿鸡蛋回家给弟弟妹妹?”“有,给我妹妹。”“你给妹妹吃鸡蛋白还是鸡蛋黄?”“鸡蛋黄。但是,有时候,我想学习好一点,就全吃了,她也吃不上。”

  坐在杨志强旁边的男生很文静,他叫马军。我拉着他的手问:“喜欢吃鸡蛋吗?”“喜欢,但是我不能吃,吃了鸡蛋,有时候舌头就会裂开。”他伸出舌头让我看上面的裂口。“那你的鸡蛋都拿回家去了吗?”“是的,给我妹妹。我很喜欢我妹妹,她一岁半。”

  我问孩子们,老师会检查鸡蛋皮吗?他们说,有时候会。“老师不检查的时候,我就把鸡蛋皮藏在书桌底下;检查的时候,就拿一点出来,或者问同学借。”

  还有孩子说,班上有人用钢笔和铅笔盒换鸡蛋:“他的爸爸在外地打工,他一两个月就能换一个铅笔盒,同学们都抢着和他换鸡蛋。”

  临别时,杨志强和马军忽然提出要和我结拜,我同意了。他们很郑重地要求在黑板前合影。

  最后,他们俩对着镜头说了结拜的誓言。

  马军说:“我和老师结拜成兄弟,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杨志强说:“不求同年同日生,只求同年同日亡。以后我吃鸡蛋白,姐姐吃鸡蛋黄。”

  囚犯的女儿

  离西吉城约10公里处,是吉强镇夏寨村的中心小学.这是兰兰的母校。

  兰兰今兰14岁,在县城的三中念初二。她身体偏瘦,扎着一束马尾,穿着她妈妈做的黑布鞋。兰兰7岁的那年,跑运输的爸爸在城里因酒后打人,被判刑10年。出事时,大弟弟东东3岁,小弟弟健健还在妈妈的肚子里,才两个月。

  兰兰妈妈说,她男人被抓走后,家里就她一个劳力了。2007年,夏寨村小学校长韩建国知道兰兰妈妈生活艰难,就安排她到学校给孩子们做饭。

  2007年以前,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独立承担贫困寄宿学生的生活补助。后来,中央开始拨款,与地方财政各承担一半。于是,学生伙食有了改观,面汤里有了青菜,一个星期基本上也有一顿牛肉面。这个年龄的农村孩子饭量大得很,所以食堂是不限量的,随便孩子吃,吃饱为止。

  在兰兰冢的时候,我和孩子们坐在炕上。兰兰的小弟弟不知道从哪量拿来一个生鸡蛋,自己在炉边玩。好像是职业病的反应,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兰兰的妈妈在学校管做饭,会不会把鸡蛋拿回家?我问几个孩子:“平常妈妈在家里也煮鸡蛋吗?”兰兰说:“没有。”孩子们沉默了一会儿,兰兰的堂弟顽皮地笑着说:“有呢。”话音刚落,兰兰就抬起头,用很快的语速抢着说:“没有就是没有,他不是我们家的人,怎么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这时候,轮到我低头沉默了。我心想,既然谁的生活都经不起追问,又何必苛责一个贫苦的女人呢?

  告辞时,我给兰兰妈妈塞了些钱,对她说:“在孩子爸爸回家前,要让兰兰每天都吃上洋芋面,不能再吃方便面了。”说完,我转身出门。

  突然,有人跑过来拽住我的胳膊,一个坚定而激动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姐姐,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头一看,是兰兰,她正注视着我,挺直腰板,一种自尊逼人而来。

  “这个地方竟然也有烟花”

  西吉县有400多所农村中小学,其中大部分是村小。所谓村小,即行政村小学,有的只能称为教学点,学生很少,连个学校都算不上。近4000个乡村教师零散地分布在这些学校里。

  在沙沟乡的大寨村小学,只有9个教师,守着村里的100多个低年级学生。到了周五,校长会开着摩托车翻山越沟,把教师带到乡里,让他们赶中午前发车的公共汽车回县城或者邻县的家。周曰下午,他们必须返校,行囊里是家里的馍馍和咸菜,这是一个星期的伙食。

  25岁的韩月,汉族人,是沙沟乡中心小学的一名女教师,有一双会笑的眼睛。她说,孩子们特别喜欢她,就是因为她经常有笑容。她还说,两年前刚来的时候,每到夜里两点左右总会醒来,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不是怕鬼,而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后来,只好把80多岁的奶奶接来,陪着她过了几个月。

  西滩乡小学的英语老师王雪凤,大学毕业5年多,是西滩乡第一个科班出身的英语老师。她说,在银川上大学的时候,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是这样的。曾经以为,毕业后会留在城市,买房子,组建家庭,以后孩子能上幼儿园。

  她也是西吉人,从小在县城长大。尽管如此,刚来这里时,还是觉得眼前连绵的黄土坡很压抑,让人喘不过气来。

  她忘不了2008年的冬天,那年的雪特别大。她周末要去银川参加考试,是函授的本科考试,她打算将来调到城里去。清晨7点多,她在山坡下等路过的唯一一趟公共汽车。等到8点多,车终于来了,可是已经超载了,她上不去。那个时候,看着铺天盖地的白雪,她哭了,心里发狠劲,哪怕走路都要走到县城去。

  王雪凤说,她两次参加县城小学选拔教师的考试,第一次差0.2分,第二次连面试都没进去。现在她已经不再想考了,觉得在乡下的学校里,同事之间很亲近,孩子们也需要她。忽然,就不想改变了。

  去年元宵节,学校规定教师要返校,准备开学。她觉得学校很不通人情,因为那本应是热闹的节日。那个晚上,除了月亮,山沟一片漆黑寂静。但后来,站在半山坡的校门前,她忽然看到山里闪耀起一束烟花,“很惊喜啊,没想到,这个地方竟然也有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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