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见王小波

　　我跟王小波见过三面。

　　无法想象的是，第三次见面的地方，竟然是八宝山殡仪馆的一号大厅——追悼会现场，他躺在那里，与我阴阳相隔。那一天是1997年4月26日。

　　4月26日这一天，八宝山一号大厅外，大约来了300多人。除了少部分是王小波的亲友，大部分是自发的吊唁者。他们是首都传媒界的年轻人，哲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学者，还有相当部分是与王小波从未谋面的读者，有的甚至自千里之外赶来。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人员，没有一个小说家。

　　要知道，王小波是首先将自己看成是小说家，但是，到他死的时候，他的作品还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今天仍然没有。

　　上午10点的光景，追悼会开始，大家排成两行，有序地进入大厅，向王小波遗体告别。大厅里放着的不是哀乐，而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据治丧小组的人说，小波爱听这首曲。

　　艾晓明提醒我，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本书的封面摆在王小波身上，随他火化，她说：“他惦着这事，让他知道，封面已经做好了。” 艾晓明是王小波的挚友，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最早关注及评论王小波作品的学者。于是，我让胡贝将封面摊开，依次摆在覆盖王小波遗体的白色床单上，正好是黄、灰、绿三色，封面图案取自古希腊绘画中人类经历的三个世代，意境悠远古朴。

　　王小波遗容安祥，只是额头有一块褐色的伤痕。据说，他是独自于郊外的写作间去世的。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再孤独地离去的。

　　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

　　在追悼会上张罗的，我只认得胡贝和线条。胡贝是王小波从小一块玩大的朋友，某软件公司的总经理，闲时客串过电影，后来，我发现他出现在张扬导演的电影《洗澡》里面。线条是个秀气高挑的女人，她就是王小波小说《似水流年》里面漂亮而激进的女一号，大家都依小说里的名字叫她“线条”，真名反而不得而知。

　　追悼会大厅是一个会堂，前方正中的舞台上是湖水蓝的幕布，横匾是黑色的，上面悬挂着几个大字：安息吧，小波。下面用黑布巾结成了蝴蝶结，围着王小波的遗照。照片上是青年时代的王小波，小眼睛厚嘴唇，一脸稚拙憨厚。

　　出发之前，我曾请一位朋友为王小波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以独立意志出神入化笑写时代三部曲；下联是：持自由情怀沥血呕心哭说乾坤万年忧；横幅是：小波不死！

　　我问胡贝，怎么没有用我发来的挽联？胡贝说：我们想让小波平平安安地走。

　　“平平安安”？我琢磨这四个字。

　　王小波生前，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开设专栏，那段时间，他几乎参与了所有的文化论战，引起多方关注，很不平安。他的随笔机智幽默，文理双修的视野，从容不迫的气度，引来大批年轻读者的追捧。胡贝说：“他说的都是总结性的东西，特精辟，一锤子砸得你，骨髓都出来了。”

　　4月16日前后，王小波的死讯传开，几个城市都有媒体报道此事。自那天开始，无数电话打到治丧小组和报社。此时，王小波的兄弟在美国，妻子李银河远在英国，北京只有老迈年高的母亲。他的好友胡贝说：“小波没单位，也没加入作协，他的事得由我们来办了。”于是他们就在高教部宿舍（王小波母亲家）大院里面跟人借了一间二楼的房子，拉了两根电话线，接上一部传真机，作为“王小波治丧办公室”。此后每天24小时热线服务，接收全国各地的吊唁电话和传真。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小波是在北京西单的一个公共汽车站。那是1996年8月。

　　公共汽车站是我们在电话里约好了的碰头地点。在广州的《岭南文化时报》上，我见过他的照片，并牢牢记住在照片旁附上的一句自白：“我这人老远一看不是好人，走近了还是好人。”出租车抵达西单时，我坚信我没有看到照片上的王小波，车开过了一段。等我折回头的时候，已经迟到，仍没发现王小波，我认定是他迟到了。

　　这时，在一群闲闲散散地站在路边的人里面，走出一个1米90的高个子，他有狂草一样的头发，身上的夹克衫和牛仔裤的皱折纵横交错，夹带着一路轻尘，仿佛是从附近某个工地走出来的。他迟疑地走近我，愣了两秒钟，我们互相确认了，然后我随着他拐进一条灰砖胡同，走着走着，不见了他，回头才发现他落在远处蹲着系鞋带，系好了，再拖着一双小船似的球鞋疾步赶来。前后穿插的自行车很多，我们交错而行，很难听清对方的一句话。天色灰暗，整个感觉就像走在一部粤语残片里。

　　进入他寓所的大院，破破旧旧的，据说是从前的郑王府。他熟门熟路地拐入门房小卖部买汽水，他说：“我屋里没水。”

　　岂止没水！我走进一间纯粹的写作室：一台电脑，一把靠背椅，一张床；电脑桌上搁一瓶饮料，看不见打印机，他说他素来是交软盘给编辑的。这那像一个“海归派”的窝呀？！

　　他告诉我第一部书出版的极度艰难，为找销路他走破了几双鞋，独自去闯二渠道，向书商兜售自己的小说，白的黑的都见过了，练得巧舌如簧。

　　“书出完了，我也快成书商了。幸好书的销路还不错。”

　　还有一次，为了在中央电视台做图书宣传，他和妻子李银河被拉去客串，两人在烈日下被调度了几十分钟，反复折腾，差点没有中暑，结果节目播出时恰恰给剪掉了这一截。

　　他说得轻描淡写的，我听着几乎笑岔了气。无限辛酸，都付笑谈中。

　　自由撰稿人王小波1952年生于北京，16岁到云南插队，然后到山东农村当过民办教师，回北京后进过街道工厂，恢复高考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后来，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文科硕士学位，还学过计算机，会编程序。1988年，王小波回国。他是真真正正的“海归派”。

　　回国后，他曾到北大和人大任教，1992年9月，为专心写作，他辞去教职。

　　早于70年代中期，王小波就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叫《绿毛水怪》，写在一个大大的练习薄上，后来大家争相传阅，这篇小说成为“手抄本”，越传越远，传出了一段姻缘。王小波的写作缘于一种本质的创造欲望，没有利益，没有外界关注，他还一直写下去。他说：“写了多年小说，还常收到谩骂性的退稿信……提起王小波，大家准会想到宋朝在四川拉杆子起义的那一位，想不到我身上。”即便这样，他仍说：“我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

　　搞纯文学在世界各国都是最穷的。这点，王小波早有精神准备。有一次，他对朋友说：“作家就意味着随时有饿死的可能。”为什么选择了严肃写作——这样一个趋害避利，既冒险又挨穷的反熵过程？他认为，文明的发展也是一个反熵过程。如果人人都进入趋利避害的熵增过程，随着大流而下，最后准会在一个低洼地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因此，王小波认定反熵过程就是他的宿命。

　　王小波曾经感叹：“出版一本书比写一本书要难得多。”所以，他说，他若写墓志铭，会在“活过，爱过，写过”后面加上一句，“书都卖掉了”。

　　从王小波那里，我带走了两只软盘，那是“时代三部曲”的原稿。

　　1996年11月，我将“时代三部曲”上报。12月上旬，花城的选题会在湖南张家界召开，讨论到这套书时，有人认为王小波没有知名度，长达99万字的三部曲，存在着发行等方面的风险。最终社长肖建国拍了板：王小波的作品有鲜明的艺术个性，那怕冒点风险也要试试。

　　选题会后，12月中旬，我再次到京出差。

　　第二次见到王小波，是在紫竹园附近的中国企业家协会招待所，我的住处。

　　晚上匆匆一面，我告诉他“时代三部曲”已经列入1997年度选题。我看着他，他脸上没有悲喜。我这才了解到，“时代三部曲”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流浪旅程。它是在辗转多时，颠簸多地之后，才停泊在花城出版社的。

　　王小波在1994年已经成功，那一年，《未来世界》获台湾（地区）联合报文学奖，之前《黄金时代》也获过此奖。面对获奖，王小波说：“我觉得，这个奖不是奖给已经形成的文字，而是奖给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理解。”同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黄金时代》，给文坛一次小小的震动。敏锐的评论家说：没想到文坛之外有如此高手。

　　但这些成功未能为他铺砌坦途，他的余作在民间经历了漫长的苦旅。

　　王小波以及他的朋友曾携着书稿，天南地北，在多家出版社奔走。部分书稿曾一度以打印件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打印件是用最老式的24针打印机，打在浅蓝色像一匹布那么长的打印纸上，很多文字有眼睛没鼻子的，奇怪的是，这副样子并未影响它的传播。在出版社，在研究机构，在大学校园，各种人群传阅着。嗅觉灵敏的书商还追上门，讲得洋洋洒洒，开口就是几万的印数，然后又音讯全无；出版社往往是今天接纳，明天变卦。为什么如此反复？皆因艺术与思想上的无视禁忌造成的，用艾晓明的话来解释，就是：“王小波无视禁忌的顽童心，他的幽默反讽才能和想象奇趣，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某种文学理解力。”

　　对于出书，王小波起初一惊一乍，折腾几次后便宠辱不惊了。

　　这天晚上，他外衣的颜色我已经遗忘，只记得他嘴唇乌紫，我以为是冷的，现在想来可能是病征的显现。记得他还说了一句：“作家有两种，一种是解释自己，像海明威式的；一种是到想象中去营造，像卡尔维诺，像尤瑟纳尔。我觉得真正的作家应该尝试做后一种。”

　　第二天我就回广州。

　　这个冬天，我体验了编辑生涯中永志难忘的一次经历。窗外是冬日蓝天，明朗的高空气息使人开怀，我正着手编辑“时代三部曲”。

　　翻开《青铜时代》，有这样的文字：“思维的快乐是人生乐趣中最重要的一种。本书就是一本关于智慧，更确切的说，关于智慧的遭遇的书。”

　　令我一读一惊心的，是作者凌空飞越的想象力。

　　看看王小波笔下的泥水洛阳吧：唐朝的洛阳，泥水没膝，人们要过街，就要借助一种叫拐的东西。在比较窄的街段上，有人借助撑杆一跃而过；有人踩在三尺短拐上蹒跚而行；而伟大的发明家李卫公，就驾着二丈高的双拐凌空而过，他身体前倾，构成飞鸟的造形，这个造形成了最时尚姿势，一时间Fans无数。不仅如此，李卫公从天上走过的时候，还不穿内裤，全城俗物尽在胯下，招来女人的呸声，在阵阵呸声里，他遇上了红拂，开始了一段惊世浪漫的爱情故事。

　　我望文兴叹，叹为观止。王小波写知识分子的故事，却借助唐代传奇的背景和人物。也许，只有这样的氛围，这样的人物，才能传达他对趣味和智慧的解释。

　　猝不及防地，我被王小波所创造的飞雪长安、泥水洛阳及红土湘西引入一个遥远、陌生的诗意世界，那种汪洋恣肆的手笔、顽强的幽默精神，使我的工作变成一种愉快的阅读享受。在一阵阵的笑声中，冬天稍纵即逝，春天轰然而来。

　　王小波说：世上只有两种小说，一种是好小说，一种是坏小说。多么精辟！

　　无数周折使“时代三部曲”的出版成为王小波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事情。可是，1997年4月11日他猝然辞世，当时，他的三部书稿还在发排之中。

　　那段日子，整个年轻的知识界悲情涌动，为王小波的英年早逝真诚伤痛。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写消息、通稿、回忆、评介，校对，电话、对谈、传真、复印……我脑子里昼夜转着的都是这些内容。出版社为“时代三部曲”成立了专项小组，衔接各个环节。终于，在5月13日王小波45周岁冥诞日，我们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召开了“时代三部曲”研讨会，每个与会者手上都拿着刚刚从广州空运而来的三本新书。

　　在这一个多月里，共计有100多家海内外媒体发布了有关报道、评论和悼念文章，互联网上，有人制作了王小波专页，全文输入《黄金时代》。“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王小波这句名言四方流传。

　　某大报用整版纪念王小波，上面两个标题异常触目：《宛如一首美丽的歌》，《死得其所的人》。艾晓明将这一版复印下来，用一个大大的原木相框将它镶好，送给王小波母亲。

　　出版社每天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问询，购书单雪片似地飞来。“时代三部曲”经历了洛阳纸贵的阶段，登上各地排行榜。一位资深记者说：“多年来，没有哪一部严肃小说受到这样广泛的关注，它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一套书遭遇这样的人世沧桑，实属罕见。

　　如今，我还记得艾晓明向我描述的未来情景：100年后，一位中文系的新生，在图书馆书架林立的长廊里逡巡，他说：我要找一本书，作者叫王小波。

　　这些年里，我的“趣味主义”倾向明晰起来。我觉得，活在世上的理想状态应该是：没有趣的人，不交；没有趣的事，不谈；没有趣的书，不出。这是王小波教给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