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者

作者:李佳蔚    来源:《中国周刊》2012年第9期,本刊有删节

  57岁的笛妈,说自己4年前就“死”了。

  2008年5月,她唯一的孩子——女儿笛尔,在公派美国读博期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生命永远停在了25岁。

  笛妈和丈夫随女儿一起“死”了:“埋葬了女儿,也埋葬了自己。”

  他们成了失独者。

  失独者,一般是指失去独生子女的中老年父母。他们的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几乎失去生育能力,人到中年,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据专家推算,1975年到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母,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老无所依的失独老人。

  笛妈和丈夫的命运,是这2000万失独者命运的缩影。

  “永远在一起”

  没有女儿的消息,足足有3天了。

  自从女儿去美国读博,每一天,不管多晚,母女俩都要聊上几句。听到女儿的声音,笛妈觉得安心。

  2008年5月初,女儿的第一个学期刚结束,改好的论文传回了国内,就相约和几个同学去大峡谷玩,放松一下。

  第二天,女儿没打电话来。笛妈给女儿老师打电话,老师宽慰她:“别想那么多,兴许年轻人玩高兴了,忘了呢。”

  “心慌。”笛妈不知道干什么好。

  她记起在首都机场告别时,女儿抱着她,说:“妈妈,别担心,以后家里有我呢。”

  压住打转儿的泪珠儿,笛妈抱着女儿,说:“妈等你!”

  想起这些,笛妈的心,稍稍安稳了些。

  电话终于等来了。美国警方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家里。笛妈不敢接电话,丈夫也不敢接。丈夫的表妹接了电话——笛尔遭遇车祸,去世了,需父母来处理后事。

  笛妈感觉一下子掉到了十八层地狱:“完了。”

  丈夫身体不好,笛妈一个人去了美国。

  大约两周后,笛妈从美国回到了沈阳的家,她“抱回”了女儿:一盒骨灰。

  北京八达岭陵园,笛妈要把女儿埋在这里。

  “八达岭,寓意四通八达,不管从哪个方向回家,都方便,她会喜欢的。”笛妈抽泣起来。

  这是一块没有照片的墓碑。

  黑色大理石泛着冷光,从左到右,并排刻着丈夫、女儿和笛妈3个人的名字,右上角有一行小字:“永远在一起。”

  “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是笛妈和丈夫唯一的人生寄托。

  笛妈和丈夫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学历是小学四年级,他们希望孩子能多读点书。

  198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在此3年前,国家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

  生完女儿10个月后,笛妈必须向工厂交一份已经在体内装上节育环的医院证明,否则就不能上班。一旦被发现怀孕,会有人陪着去医院,强制堕胎。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最严格的时候,一旦违规即被开除公职,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家的。

  生第二个孩子,在当时的笛妈看来几乎不可能。准生证、出生证明、户口……违规的话,什么证也办不下来,“没有证就不许你生”。

  “就是偷偷摸摸生了,这么长时间不工作,你去哪里了?不给你发工资,不给你涨工资,你怎么活?”笛妈自问自答,“不能活!”

  笛妈从年轻时,就一直尽量理解国家。她还记得,当时有专家说计划生育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计划生育,对国家有害,对民族有害;计划生育,对一部分家庭有害。”笛妈抬起的双手,像一个天秤的两端,上下浮动,“它是有风险的,一个0.54%的风险,说不定就落在谁的身上,这个概率是存在的。”

  笛妈的双手陡然垂下,说:“我就是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上高中之前,笛妈和丈夫都在本溪工作,为了让女儿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他们把女儿放到沈阳,让爷爷奶奶照顾。这样一来,他们只能两个星期见一次女儿。

  2001年,女儿考入了大连理工大学数学专业。

  “本科4年就只是入门,根本不能算学数学,妈,我要读博士。”

  笛妈的声调提高了一些:“这才是我女儿!”

  小学、初中、高中,每一次升学考试,女儿都是想考哪所学校就能考上哪所,可是笛妈的脸上几乎不会流露出任何的兴奋:“压着,哪怕是孩子考上大连理工,怕孩子骄傲。”

  她想等女儿博士毕业归来,把这么多年攒着的表扬一下倒出来。

  她再也没有机会了。

  “没了脊梁骨”

  笛妈和丈夫的生活完全被摧毁了。

  笛妈不敢跟邻居说话。下楼前,先悄悄打开房门,竖起耳朵仔细听楼道里有没有人,没动静时,飞一样跑到楼下,买完菜,再赶紧跑回来,像做贼一样。

  大街上,遇到一个年轻时同一工厂的工友,对方热情地和她拉家常。聊到孩子,笛妈一下子就蒙了,胡乱嘟囔了几句,甩开工友,掉头就走。

  “没了孩子,就没了脊梁骨,”笛妈惧怕接触原来生活里的一切人,“我现在看人不敢看别人的脸,只看别人下半截。”

  她换了家里的电话号码,换了手机号码,几乎切断了与之前所有认识人的联系。

  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跟孩子一起死了,没有了灵魂——“现在是行尸走肉。生活是孤立无援的,心态是苟且偷生的。”

  2010年,笛妈和丈夫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与过去告别——卖掉房子,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她感觉别人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笛妈说不出。

  有时,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心态“不健康”,可她确信这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保护”。曾经,上海一个失独者的团体相约一起吃年夜饭,去酒店订桌时,老板知道了他们的情况后,拒绝了这群抱团取暖的人,因为他觉得这样“触霉头、断子绝孙的人,影响生意”。

  断——子——绝——孙!这几个字,像刀子一样扎进笛妈的心里,血流出来,生疼,她却无法喊出一字一句。

  “死了算了。”笛妈不止一次地想要死。

  坐在屋子里,看着熟悉的家具,她想起女儿;到女儿睡过的床上躺一会儿,她又想起女儿。偶尔看电视,不小心碰上一个娱乐节目,她在心里骂自己:你怎么能看娱乐节目呢?怎么能看招笑的节目呢?你应该去死!

  “眼泪一水缸都装不下”

  “我差点死了。”电话里,丈夫哭出声来。

  笛妈去美国处理女儿后事时,接到了丈夫从沈阳家里打来的电话。

  一天,独自在家的丈夫突然就晕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全身都是汗。他挪到沙发上,躺下,又昏过去了。醒过来时,丈夫发觉浑身上下水拉拉的,想去卫生间擦洗一下,再次昏倒了。丈夫这次昏过去的时间更长,再醒来时,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笛妈一下子觉得特别恐惧:“无助,一个是老无所依,精神上的,还有一个是生活上的——人得活啊。”

  以前丈夫很少做家务,现在,笛妈有意地让丈夫买菜、做饭、洗衣服。她得为那一天做好准备,防着那一天冷不丁地到来。

  自从女儿去世,笛妈的头发有3/4已经变白了,丈夫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每次说到这儿,丈夫就梗起头来:“你死了,一分钟之内,我也死!”

  她觉得自己比丈夫坚强,有责任照顾好丈夫。丈夫曾经对她说:“这几年,我们俩的眼泪能用缸装了,一水缸都装不下。”

  她听说过,有些失独家庭,女人丧失了生育能力,丈夫不想无后,就撇下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

  “我们永远在一起。”笛妈说。

  自女儿走后,过年时,笛妈和丈夫从不吃饺子,炒个大头菜或者大白菜就过去了。

  第一个春节,笛妈在美国处理女儿的后事,丈夫一个人在沈阳,两人忘了还有过年这回事儿。第二个春节,临近年关,鞭炮声渐渐多起来,笛妈听着鞭炮声,“像炸自己的心一样”,看着别人家欢天喜地,“真的要疯了”。

  她和丈夫仿佛是被鞭炮惊着了的动物,需要一个地方躲起来。

  “我们恨这些年啊、节啊,怎么现在节越来越多了?”

  没有希望的愿望

  经别人介绍,笛妈知道了有这样一个QQ群,群里都是和自己遭遇一样的家长。死亡,是这个群里并不避讳的话题。

  “不怕死。”一个75岁的失独者,怕的是死得不痛快,“生病需要人伺候,没人啊!我祈求和儿子得一样的病,一下就没了。”40岁的儿子在他70岁那年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

  笛妈则想把自己饿死在床上。

  “失独家庭的问题,就像身上长的瘤子,越掩盖,越腐烂。你要给它治疗,开刀手术,”笛妈担心自杀对国家形象影响不好,“它落下一个疤,但是它不会侵害到你的健康肌体。”

  在《计划生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七条里,写着:“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这条法律,自2002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

  笛妈几乎脱口而出第二十七条的具体内容。“‘帮助\’不是责任和义务,可以帮也可以不帮,帮你是人情,不帮你是道理。”

  她又提高了声调:“政府不帮我们,谁帮我们?”

  包括笛妈在内的失独者,最怕的是老无所养。

  笛妈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养老金,丈夫还没退休,两人的钱加起来,能够维持两个人在那个辽北小城的基本生活。

  不过,笛妈说,失去了一个孩子,就等于失去了一群孩子,他们的养老成本要比普通人高。“女儿在,她就会有工作单位的同事,有同学,以后她还会找对象,结婚,她给我们带来的人脉资源,会给我们带来帮助。”笛妈说,“看个病,只有钱不认识人也不行啊!”

  在失独者QQ群里,有家长说,全国的独生子女家庭都在走钢丝,就看谁掉下来,我们就是从钢丝上掉下来的人。

  此话一出,活跃的群聊顿时静下来。

  他们通过网络商议,希望得到来自国家的帮助。

  最近一次寻求帮助是在2012年6月5日,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从各省市联合来京,向国家计生委申请补偿。

  “希望国家为我们建一个统一的养老院,我们拿出工资和退休金的80%作为经费,剩下20%零花。”

  “国家要把‘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可是对于失独老人来说,‘谁回家看看\’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被当做空气一样。”

  “作为公民,我们对国家问心无愧,做到了国家要求做的一切,我们建议建廉租房,也是替政府着想,住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不给政府添麻烦。”

  “最主要的,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我们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我们没了孩子,不能让我们再成为没有妈妈的孩子……”

  在跟计生委领导座谈时,一个年纪最大的失独父亲说:“我71岁时就来找你们谈过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现在我又来谈,我不想3年后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到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张相片了……”

  一些人显然等不到那天了。哈尔滨一对失独夫妻,妻子住在医院普通病房,丈夫住在传染病医院;重庆一名失独母亲的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生病的老公自顾不暇……

  “要是女儿在,该有多好啊!”每次听到这些消息,笛妈总忍不住这样想。

  她很少梦到女儿,4年多时间里,“梦到过三四次”。

  一次是2010年5月22日,第二天,她就要和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代表去国家计生委。梦里,女儿还是高中时的模样,参加体操比赛拿了冠军。女儿一手举着奖牌,一手握拳,冲她喊:“妈妈,加油!”

  她一下子就醒了,黑暗里,瞪着眼睛,泪淌下来。

  2012年7月10日这天傍晚,北京的天下起了瓢泼大雨,砸在地上,激起一阵水烟儿。赶去和失独朋友聚会的笛妈,撑一把白底蓝花的伞,一个人立在马路边上。

  一辆、两辆、3辆、4辆……一个多小时里,20多辆出租车呼啸而过,笛妈的手,抬起,又落下。雨水几乎打湿了她的整条裤子。她一手举着雨伞,半蹲着,挽起裤腿,一阵雨随着风直接浇到了她的半边身子上。

  她不放弃这次聚会,继续在雨里等车:“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会感到快乐。”

  一辆出租车再次呼啸而过。“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车不停,雨不停,没太阳,”笛妈的话,盖过了雨声,“裸露又无助。”

  文中笛妈、笛尔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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