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个年代的“文艺范儿”

作者:闫红 来源:读者杂志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小姨带我和弟弟去溜冰场。溜冰场的管理员是个二十来岁的男青年,他通过自己的办法,和我同样年轻的小姨搭讪上了。在最初几句言不及义的对白之后,他们迅速把话题转向了文学,这个年轻人告诉我小姨,他刚刚给小城的报纸副刊投了一首诗,正在等待编辑的回复。

  我说了,这个年轻人是溜冰场的管理员,在那个科技不甚发达的年代里,他负责用肉眼辨识溜冰场上像鱼一样飞快地游弋着的人们,哪些人游玩的时间已经超过了门票规定的一小时,并且上前把他们驱逐出去。这身份使得他无法不显得粗暴,尽管如此,听着他和我小姨大谈文学尤其是诗歌,还说他在上海旅游时试图去拜访巴金,我都没有丝毫违和感。

  在我们那个年代,谈文学的人不古怪,不谈文学的人才古怪,征婚启事上都要标注一句“喜爱文学”,否则就无法引发美好的想象,我见到有人还细化到“热爱李商隐”。

  我爸妈要看每一期的《收获》《小说月报》和《人民文学》,在饭桌上谈王蒙和张贤亮,后来他们又喜欢上了余华。邻居家上高中的哥哥和上大学的姐姐更热衷于谈论朦胧诗,北岛、顾城和舒婷,他们家有一本封皮黑乎乎因此显得特别朦胧的《朦胧诗选》,我借回家抄了很多首,现在还能记得其中的很多句子:“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不得不还回去时,我无限惆怅。

  有一天,我的堂哥来我家,带来他的一个朋友,那是个和他一样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在本市电力局工作。这个朋友听了我对《朦胧诗选》的向往后,说,他正好有一本,我可以到他们单位去取,他给我写了一个电话号码。

  我将这视为来自成人世界的邀约,那时距离溜冰场遭遇诗人又有几年了,我已经长成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对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探头探脑的好奇,认为他们一定在经历着一种更丰富、更有意思的生活,但跟我父母又不同。如今我收到的这个邀约,还和诗歌联系在一起,我暗自惊心动魄。我终于在做足心理准备之后,拨通了那个号码。

  一个声音甜美的女人告诉我那人不在,又愉悦地追问我是谁,我只好说,我是他妹妹。她笑吟吟地(隔着电话也能感觉到)说:“我没听说他有个妹妹。”我无言以对,默默挂了电话。

  我猜,这个女子一定是在爱慕着那个拥有诗集的年轻人,她心里很有把握,但还是对陌生来电有着温和的戒心,我猜想她性格斯文,长相和声音一样甜美,这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办公室恋情,祝愿他们终成眷属。

  啰哩啰唆地说这么多,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文艺气氛,我突然很怀念它。

  在如今这个“小时代”里,美丑冷暖,文艺不文艺,都是没有意义的,似乎,人们被分成两个阶层,有钱的与没钱的。人们的眼睛都像是自带二维码扫描,看一眼,就能够把你归类。

  电影里还在演屌丝和公主的爱情,你知道它真的只是在“演”,假如说在当年诗歌可以装饰煞有介事的灵魂,现如今早已唾弃了它的人们,选用名牌服饰装饰自己的周身。文艺范儿的安妮宝贝,也会让她笔下的男人穿价格不菲的白色衬衫,住开满鲜花的别墅,给未婚妻送黄金龙凤镯。在文艺女青年那里,文艺范儿还是一份提升身价的嫁妆。

  我因此觉得我在铁艺店里遇到的那个小老板有一种英雄气质。那是在四年前,我要安装几个铁艺窗户,随便走进其中一家,老板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不高、微胖,与我在装修过程中碰到的其他小老板唯一的差别是,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本《红楼梦学刊》。

  作为一个“选择困难症”患者,我没法当即决定是不是在这家买,看了几眼,就离开了。下次我再来,看见老板在翻读张爱玲的《红楼梦魇》。若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也许立即就会和他展开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但当时,我只是继续跟他谈价钱,确定款式。付定金的时候,我需要在他的本子上写下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他抬头看看我,说:“你是不是写过一本书,叫《误读红楼》?”

  我承认了,彼此却也没有别的话说,他优惠了一百块,这是在这个时代里,红迷之间比较合适的一种致意了。

  窗户装完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我有时开车会路过他的小店。他让我想起老作家刘斯奋说过的一个典故,说是在古代,有个小老板跟他的同伴说,他要快点收摊,好赶得上去雨花台看落日。我不想用“文艺范儿”这种词来形容这类人,他们给我的感觉,都像是一座房子,面积不大,装修简朴,但窗明几净,玻璃杯中插有清晨带露采下的玉兰和栀子,看得出,是被认真收拾对待的居处。

  每个人的生活,都像是一座房子,有的占地面积大,有的仅能容身立足,但不见得只有大的才值得花心思,小的居处,同样应该被认真对待。毕竟人生无法重来,日子是你自己的,不管是大还是小,都值得放进足够的美、浪漫和温暖,这些应该是能够超越金钱的事物。

  (林 灵《新快报》2014年9月6日,〔哥伦比亚〕米雷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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