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不高兴

作者:杨兆敏 来源:读者杂志

  忍字心头一把刀。最近,我的心里就有这样一把刀,隐隐地不痛快。

  出差归来,搭乘机场巴士。巴士从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开过来,司机以“门坏了,打不开”为由,拒绝了我把行李放进行李箱的请求,无奈之下我只能忍着腰疼把行李搬上车。终点到了,我无意中发现,司机在驾驶位上按下按钮,行李箱的门竟毫无障碍地自动打开了,人们取走行李,大巴扬长而去。

  事后思量,我当时就该拨打投诉电话。或者,机动车不能“带病”上路,在机场时我就应该坚持要求把行李放进行李箱,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景不外是:司机妥协了,打开行李箱;司机不妥协,我也不让步,车上的乘客着急了。我相信,较真的行为会告诉司机及旁观者:有人盯着呢,做人要诚实。可当时我又如何断定司机在说谎呢?

  日常生活里,碰到大奸大恶之人的机会不多,遇见的通常是那位司机这样的人。而看不见最终结果的小恶小坏,往往会酿出恶果。20世纪60年代,一场对一个纳粹军官的审判,让一位政治思想家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谁该对600万犹太人的生命负责?不仅仅是希特勒,还有每一个未曾制止或参与了纳粹暴行的普通德国人,也许他仅仅只看着别人或只是执行了驱赶犹太人的命令,但这就是犯罪链上的一环。不限制或直接参与显而易见的恶行,就是“平庸之恶”。抵制或拒绝它,是件知易行难的事。对秉承“退一步海阔天空”处事原则的中国人,尤其困难。我们遇事,第一选择往往是能忍则忍,息事宁人。可刀在心上,结果人人不痛快,个个被压抑。早在1984年,就有人发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展示了某些人的种种自私懦弱之相,如今在我们身边,依然不时闪现。

  好在与30年前相比,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生气”了。比如一位叫何奎的旅客,因火车票在车上不慎遗失,被工作人员拦在了出站口。出示身份证、购票短信,展示邮件,一切信息皆能证明他是购票乘车,但他仍被要求全额补票,理由是铁路部门有规定。何奎在补票出站后,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一纸诉状把铁路部门告上法庭,赢回了自己的补票票款。

  何奎选择“不忍”,购票实名制和网络支付为他提供了足够的证据,利用法律,他成功讨回公道。何奎代表“沉默的大多数”,向有关部门的不合理规定喊出“我不高兴!”即便有关部门依然“嘴硬”不认错,但这声警示,他们定然不敢充耳不闻。

  历史的进程,有时候就是因小人物的“不高兴”而改变。“她静静地坐在那儿,然后世界就为之改变。”1955年12月,一位黑人妇女厌烦了每天遭受不公平待遇,在美国蒙哥马利市的公交车上拒绝为白人男子让座,而她也因此被逮捕。几天后,这位裁缝女工拒绝缴纳罚款,在法庭上公开批判种族隔离制度。数千名黑人站出来声援这位叫罗萨·帕克斯的女人,大家自发地拒乘公共汽车,直至一年后,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违宪。

  帕克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我们身边,挑战不公的人并不孤单。对包月流量月底清零的做法,手机上网用户意见很大,多人多次将运营商告上法庭。官司虽然输了,但运营商也不敢再胡抡“国际惯例”大棒,在推广4G业务时,对流量采取了要么季度清零、要么年底清零的变通做法。

奥巴马在罗萨·帕克斯的雕像前

  当小人物“讨厌屈服”时,要求解决问题的诉求,往往就是推动文明发展、社会进步的驱动力。在完善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当更多的人有勇气大声说出“我不高兴”时,或许,一个时代会由此开启。

  (空 空摘自《工人日报》2014年11月14日,夏大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