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外婆还不是外婆的时候

作者:陈墨 来源:读者

  一

  尽管从小与外婆一起生活了6年,此后也时常见面,但张哲却从未试图与这位大自己5轮的老人真正交流过。在他的心目中,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的外婆自带一种“生硬的气场”,何况还操着一口难懂的方言。

  事实上,除了特别严厉,当过记者、编辑的张哲从未觉得自己的外婆有任何特别之处,直到他发现了一本70年前的毕业纪念册。

  一本不及A4纸一半大的小册子,用深蓝色的布包裹着,一端用褐色的绳子穿过。翻开又轻又薄的纸张,毛笔写就的赠言各有风致:“在艰难与破坏中的建设,是真正的、有价值玩味的!”“读书犹如金字塔!”“一分努力,一分报答。”

  所有的留言都是写给外婆刘梅香的。1945年,22岁的梅香同学从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毕业。

  去年12月的一天,张哲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说外婆摔倒了,他急火火地赶到医院。病床上的外婆让他揪心,尽管一直以来,这个内向的文艺青年并不觉得和外婆有多亲近。也许是因为外婆的暴脾气。

  相传“文革”时,有学生在课堂上站起来大喊:“打倒坏分子刘梅香!”当了一辈子班主任的外婆不动声色,一个黑板擦飞过去。甚至她原本的姓氏“刘”也被牛脾气盖过,有人干脆喊她“牛老师”。

  除去逢年过节给外婆打电话,张哲很少与外婆有其他交流了。这次张哲担负起了帮外婆找通讯录的重任,这让他与承载外婆青春的毕业纪念册不期而遇。

  让他吃惊的是,纪念册中的留言字体各不相同,有的遒劲挺拔,有的挥洒飘逸,有的豪放不羁,有的娟秀雅致,每一篇都堪比书法作品。每条留言最后,都有署名和印章,留言者和张哲的外婆刘梅香一样,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农家孩子,留言时间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

  “如果不是这确凿的物证,我根本不知道要怎样去想象,眼前这位老妇人也有过意气风发的年代。”张哲说。

  二

  外婆奇迹般好起来以后,张哲以堪比抢救文物的急迫心情,“抢救”外婆的记忆。

  外婆的求学生涯是在逃难中度过的。1942年,外婆入学不到一年,暂设在浙江松阳古市镇附近广因寺里的湘湖师范遭日军轰炸,7人被炸死,血肉飞到树上挂起来,是胆子大的老师和同学将其取下,一捧一捧运出去埋掉的。随后,全校师生继续南迁,流亡办学。到抗战胜利前一个月外婆毕业时,学校已数次更换校址。也是在这期间,外婆结识了毕业纪念册里的同学……

  这一天,张哲与外婆一直聊到晚上8点。此前,他从未与外婆有过如此长时间的交流。

  三

  外婆最难忘的两段日子,一段是在湘湖师范读书,另一段是“文革”。“文革”时,害怕抄家时惹事,外婆狠心剪掉了她和外公穿婚纱、西服的结婚照,烧掉了线装本《红楼梦》。张哲妈妈王冰芳读《红日》时被发现,外婆喊着“毒草”把书扯了个稀巴烂。

  但一到学校,外婆就变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牛老师”。有一天,那时已是中年妇女的外婆正在上课,窗外有其他班的学生探进头,鼓动本班的学生到街上闹革命去。外婆放下点名册,平静地对学生们讲了自己的两个原则:

  “第一,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按照教学计划上课,只要下面有一个学生,我就照样上。如果一个学生都没有,我就站在教室里,站到下课再走。第二,不上课可以,但是将来要找我补课,我是不给补的。”

  班上的同学都留了下来,刘老师却没有兑现不补课的承诺。即便在停课闹革命时,她也把学生叫来,说:“所有学校都停课了,我给你们上课吧。”

  因为心直口快容易得罪人,她毕业后辗转换了3所小学才安定下来,教到退休。如今,她的最后一届学生也已年过半百了。

  打张哲记事时起,家里的展柜上就放着几件精美的瓷器,上面画着山水,还有题字:“梅香学姐纪念,仙华购于景德镇。”

  张哲妈妈问起时,外婆只答是同学送的,直到张哲带着纪念册和老照片坐在外婆脚边,她才变回70年前的刘梅香。

  潘仙华是外婆在湘湖师范的同班同学,椭圆脸,眼睛细长,很温和的样子。学生逃难到山上时,外婆帮他拿过治疟疾的药。后来两人刚好在一组值日,潘仙华神神秘秘地递来一张小纸条:“你晓得他们为啥把我们派在一组?”

  素来心直口快的刘梅香,却在恋爱问题上矜持起来。

  一直到潘仙华提前毕业,刘梅香才开始“曲线救国”,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与潘仙华同行的同学,只有一句话是重点:“我们大家现在年纪都不小了,以后的事不知会怎样。”她知道同学能会意,把这话讲给潘仙华听。

  她等了很久,盼到了回信,同样很长,也同样只有一句话是重点:“老同学,我们的年纪说小不小,说大也还不大。”

  外婆的心凉了半截。后来听说,潘仙华喜欢上了别的姑娘,外婆也遇到了外公。

  四

  现在,这个比外婆小了整整60岁的外孙,成了全家最了解外婆的人。但他总觉得外婆的故事还缺一个结尾。

  外婆摔跤又康复后,打电话给她久未联系的好闺密楼庭芬,不承想楼庭芬嗯嗯啊啊,没说几句就挂掉了电话。后来张哲才知道,老人家的听力已经非常差了。而当年活泼开朗的文艺骨干陶爱凤患了阿尔茨海默病,已在医院里住了多年。

  这让外婆很失落。从在湘湖师范的学生时代起,三姐妹的感情就一直很好,“文革”时都没有断了联系。直到上了年纪,不饶人的岁月把她们固定在了自己的生活半径里。

  “她们没有败给炮火,没有败给政治运动,却败给了岁月。”张哲感慨道。他最终决定联络两家的子女,为老人们安排一次“世纪大重逢”。

  苍老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没有拥抱和泪水,仿佛情绪和感触都已经被几十年的岁月风干了。

  在最终出版的《梅子青时:外婆的青春纪念册》中,张哲把“世纪大重逢”的照片做了手绘处理,画上的三位老人头发斑白,眯起眼笑得开心,外婆不缺牙,陶爱凤也嘴角上翘,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

  (潘光贤摘自《中国青年报》,本刊有删节,李 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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