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尺宫墙少年心

作者:汪兆骞 来源:读者

  1922年4月1日,清逊帝溥仪计划举行结婚大典。因为资金困难,皇室欲将一套《四库全书》以120万元卖给日本人。消息传出,各界纷纷谴责,北大教授沈兼士等七人联名发出声明,指责清皇室此举不仅毁弃国宝,且为国民耻辱。清室只好作罢。乾隆时《四库全书》仅缮写七套,后有三套毁于战火。此次皇室欲卖的是藏于紫禁城保和殿的一套。刚过月余,卖书风波余波未尽,5月17日胡适意外地接到溥仪从紫禁城里打给他的电话,邀请他到昔日的皇宫里“谈谈”。

  躲在紫禁城里的逊帝溥仪大概从报纸上读到了胡适的文章,在这之前,他的老师庄士敦向他介绍过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于是溥仪读了胡适的《尝试集》和《胡适文存》。与他读的四书五经不同,胡适的白话文果然让他有了一种新鲜的阅读感觉,他很想见识一下这位新派思想领袖的真容。

  胡适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去看他。”

  五月初二是阳历5月30日。在25日那天,胡适先去拜访了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胡适与庄士敦当时都是北京一个国际团体“文友会”的会员,彼此相识。

  胡适在25日日记中称:“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帮老太婆牵制。前次他剪去辫子,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陈宝琛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庄士敦还告诉胡适,对外界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少年溥仪,还让他牵线,在宫里接见英国的海军司令和香港的英国总督。后来他对电话又大感兴趣,不顾内务府的反对,坚持在养心殿里装了一部。他是翻电话簿,找到了胡适的电话,才有邀请他入宫之举。

  溥仪当年已经17岁了,胡适认为他在思想与行为上已有了主见。因为胡适知道,他自己不仅在北洋政府那里被视作传播危险思想的乱党,也被紫禁城里的逊清小朝廷视为危险人物。溥仪若告诉内务府,内廷一定反对他见胡适,溥仪因此才直接打电话给胡适。胡适感到,他去见溥仪,或对逊帝的思想、行为更为独立有帮助。

  按照紫禁城的惯例,5月30日(星期二)宫中休息。胡适如约进宫见了溥仪。胡适在当日的日记中,比较详细地记下了与溥仪相见的过程:

  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康白情的《草儿》、亚东出版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依靠了。”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胡适进宫见了溥仪,清朝昔日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们惶惶不安,“像炸了油锅似的”。

  社会上的舆论更是沸沸扬扬,有的报纸登出“胡适请求免跪拜”“胡适为帝者师”等传闻,借此大做文章,诋毁胡适怀恋旧王朝、敬仰废皇帝云云。

  其实,胡适从紫禁城出来之后的第七天,曾致信庄士敦,向他介绍了入宫情况:“当我应召入宫时,皇帝对我非常客气,且以礼待之。我们谈到新诗和青年诗人以及其他文学等问题。”胡适还在信中说:“我本不打算让新闻界知道这次会晤的事情,但不幸得很,一些我并不经常读的报纸却把这件事情道出来了,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有着重要的新闻价值……我必须承认,我对这件小事儿深为感动,当时坐在我国末代皇帝——历代伟大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的竟然是我。”

  胡适还在给庄士敦写信的同一天,写了一首诗《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为了回敬不良舆论对自己的诽谤,胡适专门在《努力周报》上写了一篇题为“宣统与胡适”的短文予以回敬:清宫里一位17岁的少年,所处的境地是很寂寞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算得上是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令人怪诧的新闻了。

  (阿 万摘自现代出版社《民国清流》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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