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绞刑架

作者:陈丹燕 来源:读者

  “你是说要去普劳森湖监狱?”我的德国老友翻起她灰色的眼睛向我确认。见我点头,她说:“那好,我们去。”

  从十字山出发,经过梯尔园,看到一家一户的土耳其人在湖边草地上野餐,依稀传来的,是他们家乡那种缠绵的音乐。经过被烧过的国会大厦,看到旅游者排着长龙,等待上国会大厦的玻璃圆顶去看柏林市容。经过六月阳光下静静的住宅、小花园、星期天关门歇业的商店,星期天柏林真正住人的地方,通常都静得像没有一个人一样。我们的白色老捷达车在阳光下的大街上开着,远远地,还在一座桥上,就见到绿树下面红砖的大房子,是19世纪中叶柏林流行的那种样子,红砖头砌的,听说是为了好看又省钱。那就是在柏林有名的普劳森湖监狱了。在纳粹德国时代,这里关押着反对希特勒的人,这里的监狱行刑室处死了2500个犯人,用绞架和断头台。当时在行刑室工作的职业刽子手是个壮汉,听说他总是叼着香烟,他处死一个犯人,可以拿到60马克的津贴。在1944年9月普劳森湖监狱的“血腥之夜”,他靠津贴就可以发财,那一夜,他参与处死了186个普劳森湖犯人,8个犯人一队,上绞刑架。如今我们要去的,是在原来的行刑室里建立的纪念地。

  那是几间红砖的平房,因为年代久了,墙上的红砖已经有点发黑。不像德国别处的老砖房,墙上常常爬满了常青藤,这房子四周什么也不长。院子里倒是长着高高的树和草,难得的,在六月的院落里没有看到玫瑰花树。但是看到了一个石头做的骨灰罐,里面装着1945年苏联军队到柏林时,从德国各地的监狱里清理出来的犯人骨灰。但我想,那个石头罐子里面肯定不会有普劳森湖监狱犯人的骨灰,因为他们被处死后,尸体都被马上送到医学院去,当了那里的教具。他们大概不会有骨灰留下来的。因为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我已经见到过用骨灰粉做的沙漏,所以经过石头骨灰罐的时候,我心里并没有很大的震动,但是也想,犹太人集中营里有骨灰,德国的监狱里也有同样的东西啊。

  一条平常的小路绕着房子,我们向小路导引的地方走去。这房子看上去更像一间锅炉房,或者放园艺工具的工具间,或者小仓库。我们能听到自己的鞋底擦着平地的声音,还有外面远远的大街上车轮经过的沙沙声。四周就像柏林的星期天那么静。

  我看到了高墙对面的楼房,一时不能确定那栋房子是否就是从前的死亡屋。在英国飞机轰炸柏林以前,那栋靠行刑室最近的牢房里,关着的是第二天清晨要被处决的犯人,他们在那里的小牢房里度过自己的最后一夜。整夜,他们都被绑着双手。监狱里的人把那栋房子叫作“死亡屋”。在1944年9月,这房子在晚上的空袭中被炸毁,当时,里面有300个人正在等待接受绞刑。在空袭来临的夜里,也是普劳森湖监狱加快处决犯人的夜里,犯人们在死亡屋和行刑室中间的空地上等着。有一次飞机就在附近投炸弹,刽子手暂停了绞刑,把等待在外面的犯人都送回死亡屋里去,等待空袭警报解除以后再重新开始工作。那天工作得晚了,刽子手到第二天早上8点才结束自己的工作。

  我看到了一扇打开的木头门,于是我们走过去。突然就到了行刑室内。室内很昏暗,而且冷。迎面看到的,就是一条结实的钢梁,上面吊着6个粗大的铁环,然后我意识到,那大概就是绞刑架上的钩子,用来拴绞索的。它们后面有两扇圆圆的长窗,窗外的阳光像刀片一样明晃晃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树叶也像刀片一样明晃晃的。那树十分高大,该在这里长了几十年了,当它还是棵细细的小树时,它大概就从窗外见识过行刑室里的情形吧。它在窗外的风里轻轻摇动,但是奇怪,站在室内,听不到一点树叶的声音,寂静像一只有力的大手那样紧紧将人按住了。好像能听到一个带着柏林口音的、阴沉的、一丝不苟的声音,在宣读法庭的死刑判决书。反对希特勒的人——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共产党员、在火车上对人说“希特勒是蠢猪”的毛头小伙子、帮助青年逃避当兵的修女、因为太饿而偷了商店东西的法国少年、想要谋杀希特勒以结束战争的军官们——通通由柏林的法庭经过3名法官的审理,签发死刑判决书,由行刑室的职业刽子手执行死刑,执行死刑的过程被写成文件,上报给法庭备案。通常他们是被绞死的,也有人上了断头台。在房间中间的水泥地上,我看见一个大大的下水口,用结实的铁网罩着,要是用断头台杀人的话,那些喷薄而出的鲜血大概要顺着这个下水道流下去吧。那个柏林的修女艾米·菜登,帮助青年逃避当兵,被发现了,被送到这里,在监狱的劳动营里工作了几年以后,等来了法庭对她的死刑判决。1944年6月9日,柏林春天中的一天,她死在行刑室的断头台上。我在墙上的陈列物里见到了她的行刑报告,她很安静,刽子手只用几分钟就完成了工作。她的尸体也被送到柏林的医学院去当实验品了。

  现在,这里什么血迹也看不到了,没有断头台陈列,也看不到绞索,闻不到血的腥气,也闻不到那个职业刽子手爱抽的香烟的气味。光光的地上,放着一个鲜花做的花圈。地上到底还有一些看上去可疑的痕迹,还有我们的影子,被大门外的阳光长长地投到行刑室纪念地的地上。

  这里没有别人。

  当年在普劳森湖监狱工作的天主教神父,为每一个将要去行刑室的犯人做最后的祈祷,后来他回忆说,在三百多个犯人被处决的“血腥之夜”,犯人们无声地站在行刑室和死亡屋之间的空地上等待,什么声音也没有,只能听到两个神父在犯人中的祈祷声。我相信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总是这样静的,那是一种酷厉的静。墙上的文件里总是说,绞刑和砍头,通常是在几分钟内安静、有秩序地完成的。绞死86个参加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政变的那些陆军中将和上将的时候,过程很安静;绞死刚满18岁的法国少年的时候,也很安静。马丁·尼尔缪勒也在这里被安静地处死了,他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当纳粹带走共产党人的时候,我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带走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我又保持了沉默,因为我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当他们带走犹太人的时候,我还是保持沉默,因为我也不是犹太人。现在,当他们带走我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能对此提出抗议的人来了。”那是他在普劳森湖监狱里发出的最后的布道声。我的朋友在为我翻译他的话的时候,突然热泪盈眶。“每次重复他的话,我的心都很难过。”她说。

  普劳森湖监狱发信给死刑犯的家人,通知他们执行了死刑,同时寄给家属的是两张清单。

  一张是死刑犯留在监狱里的遗物清单。

  另一张清单,是家属必须支付的死刑费用。基本费用包括:死刑判决费用300帝国马克,将判决书递送到家的邮资2.70帝国马克,给检察官付的费用81.60帝国马克,被关押在监狱等待判决的住宿费一天1.50帝国马克,被关押在死亡屋的看守费用一天1.50帝国马克,还有执行死刑时的费用158.18帝国马克,最后一项,是把付费通知和清单寄到家里的邮局收费0.12帝国马克。一张陈列在行刑室墙上的死亡清单表明,那位家属一共要向监狱支付766.80帝国马克。

  说起来,也真的是一丝不苟的秩序。在“血腥之夜”的第二天,监狱就发现,因为死刑判决书改用电话口头传达出现了错误,有些名字相近的人被误杀。于是,普劳森湖监狱正式向下达死刑判决书的部门要求不再用电话通知,恢复书面的死亡令,免得再出现类似错误。

  我和我的朋友望着那些白纸黑字上的文件和申诉,惊异地笑出来。“哈!”那突然响起的短促笑声,像受惊的麻雀一样惊恐而迅疾地飞上行刑室寂静的屋顶。不晓得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文件更荒谬。

  行刑室纪念地看不到一张照片,不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墙上,满满的都是犯人进死亡营时的照片,到处都是明知屠杀逼近时大睁的眼睛和雪亮的眼神。我也在原来的德国陆军司令部7月20日政变指挥部原址的纪念馆里见到过许多照片,那些都是参加政变的德国人的照片,也用了满满的一面墙。那都是些德国人严肃的脸,是诚实、阴郁而骄傲的灰蓝色的眼睛,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处死在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里,行刑的过程,被拍成纪录片,在德国军队中播放。那次政变中军衔最高的是隆美尔元帅,他率领的德国军队曾经是最英勇善战的。政变失败以后,他在希特勒的劝说之下自杀,以维护德国人对第三帝国的信任。自杀的还有贝克上将,在7月20日晚上,知道了刺杀希特勒失败的消息,他打算在陆军司令部的办公室里自杀,但是他没有死成,他听到院子里盖世太保枪杀他的下属的枪声。然后他被严刑审讯,之后死于普劳森湖的绞刑架下。他的办公室现在成了同样寂静的纪念7月20日政变的纪念馆,他和他的同僚的照片静静地挂在墙上,望着来参观的人。在那里还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和家人在一起的照片,他们中的一些人穿着军服,但没有戴帽子,轻松地笑着,抱着自己的金发小孩,肩上靠着穿了花连衣裙的年轻妻子,那也是幸福的一家人,在树林里过自己的假日。

  而那时候,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正日夜赶往奥斯维辛赴死,成千上万的圣彼得堡人正死于被德军围困九百天的大饥荒中,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正死在欧洲战场上,成千上万的德国建筑和德国人被日夜不停的英国轰炸机炸成碎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这些。

  我的思想变得混乱了,我应该在普劳森湖监狱行刑室的寂静中想到这些吗?

  那地方是那样寂静,像一只大手紧紧将人的心按住一样的静,像要捏碎一只小鸟一样的静,像一个没有开始解开的死结那样静,像一个从来没有被猜出来的谜语那样静。

  2500个人死在普劳森湖监狱的行刑室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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