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布尔人

　　我5岁的女儿敏妮，整天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我相信她这一生没有一分钟是在沉默中度过的。

　　我屋子的窗户是临街的。孩子就在我书桌旁，靠近我脚边坐下来，用手轻轻地敲着自己的膝盖玩。我正在专心地写小说的第十七章。小说中的主人公普拉达·辛格，刚刚把女主人公康昌拉达抱住，正要带着她从城堡的三层楼窗子逃出去……忽然间敏妮不玩了，跑到窗前，喊道：“一个喀布尔人！一个喀布尔人！”下面街上果然有一个喀布尔人，正慢慢地走过。他穿着宽大、污秽的喀布尔族服装，裹着高高的头巾，背着一个口袋，手里拿着几盒葡萄干。

　　我不知道女儿看到这个人有什么感想，但是她开始大声叫他。“哎！”我想，“他要进来了，我这第十七章就永远写不完了！”就在这时候，那个喀布尔人回过身来，抬头看她。她看到这光景，却被吓住，赶紧跑到妈妈那里去躲起来。她糊里糊涂地认为这大个子背着的口袋里也许有两三个和她一样的孩子。这时，那小贩已经走进门里，微笑着和我打招呼。我书里男女主人公的情况是那样紧迫，当时我想既然已经把他叫进来了，就停下来买一点东西。我买了点东西，开始和他谈阿卜都·拉曼（19世纪末叶阿富汗的国王）、俄国人、英国人和边疆政策。

　　他要走的时候，问道：“先生，那个小姑娘在哪儿呢？”

　　我想到敏妮不应当有这种无谓的恐惧，就叫人把她带出来。

　　她站在我的椅子旁边，望着这个喀布尔人和他的口袋。他递给她一些干果和葡萄干，但是她没有动心，只是紧紧地抱住我。

　　没过几天，有一个早晨，我正要出门，出乎意料地发现敏妮坐在门口长凳上，和那个坐在她脚边的大个儿喀布尔人有说有笑。我这小女儿，一生中除了她父亲以外，似乎从来没遇见过一个这么耐心地听她说话的人。她的小纱丽的角上已经塞满了杏仁和葡萄干——她的客人送给她的礼物。“你为什么给她这些东西呢？”我说，一面拿出一个8安那（印度币名，一个卢比的十六分之一）的银角子来，递给了他。这人不在意地接了过去，丢进他的口袋里。

　　一个钟头以后我回来时，发现喀布尔人把银角子给了敏妮。她母亲看到这亮晶晶的小圆东西，就不住地追问：“这个8安那的小角子，你从哪里弄来的？”

　　“喀布尔人给我的。”敏妮高兴地说。

　　“喀布尔人给你的！”她母亲吓得叫起来，“啊，敏妮！你怎么能拿他的钱呢？”

　　正在这时候，我走进了门，把她从危急的灾难中救出来，并对她进行盘问。我发现这两个人会面不止一两次了。喀布尔人用干果和葡萄干这种有力的贿赂，克服了这孩子当初的恐惧，现在这两人已成了很好的朋友。

　　他们常说些好玩的笑话，这给他们增加了许多乐趣。敏妮满脸含笑地坐在喀布尔人的面前，小大人似的低头看着这大高个儿：“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你口袋里装的是什么？”他就用山民的鼻音回答说：“一只象！”也许这并不可笑，但是这两个人多么欣赏这句俏皮话！这喀布尔人也不放过开玩笑的机会，便反问道：“那么，小人儿，你什么时候到你公公家去呢？”

　　孟加拉的小姑娘，多半早就听说过公公家这一回事了。但是我们有点新派作风，没有让孩子知道这些事情，敏妮对于这个问题一定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她不肯显露出来，却机灵地回答道：“你到那里去吗？”

　　可是在喀布尔人这一阶层中间，谁都知道，“公公家”这几个字有一个双关的意思，那就是“监狱”的雅称，一个不用自己花钱而被照应得很周到的地方。这粗鲁的小贩以为我女儿是指这个。

　　敏妮的母亲央求我留心那个人，她偏偏是个极胆小的女人，只要一听见街上有什么声音，或是看见有人向我们的房子走来，她就立刻断定他们不外乎是盗贼、醉汉、毒蛇、老虎、疟疾菌、蟑螂、毛虫，或是英国的水手。甚至有了多年的经验，她还不能消除她的恐惧。因此，她对这个喀布尔人充满了疑虑，常常叫我注意他的行动。

　　我总是笑一笑，想把她的恐惧慢慢去掉，但是她就会很严肃地向我提一些问题。小孩从来没有被拐走过吗？在喀布尔不是真的有奴隶制度吗？说这个大汉把一个小娃娃抱走，会是荒唐无稽的事情吗？

　　我辩解说，这虽然不是不可能，但多半是不会发生的。可是这解释还不够，她的恐惧始终存在着。因为这样的事没有根据，所以不让这个人到我们家里来似乎是不对的，于是他们的亲密友谊就不受约束地继续着。

　　每年一月中旬，拉曼，这个喀布尔人，总要回国去一趟，快动身的时候，他总是忙着挨家挨户去收欠款。今年，他却匀出时间来看敏妮。旁人也许以为他们两人有什么密约，因为他若是早晨不能来，晚上总要来一趟。有时在黑暗的屋角，忽然发现这个高大的、穿着宽大的衣服、背着大口袋的人，连我也不免吓一跳，但是当敏妮笑着跑进来，叫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的时候，年纪相差得那么远的两个朋友，却沉浸在他们往日的笑声和玩笑里，我也就觉得放心了。

　　在他决定动身的前几天，有一天早晨，我正在书房里看校样，天气很凉。阳光从窗外射到我的脚上，微微的温暖使人感到非常舒服。差不多8点钟了，早出的小贩都蒙着头回家了。我忽然听见街上有吵嚷的声音，往外一看，我看见拉曼被两个警察架住带走了，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喀布尔人的衣服上有些血迹，一个警察手里拿着一把刀。我赶紧跑出去，拦住他们，问这是怎么回事。众说纷纭之中，我打听到有一个街坊欠了拉曼一条软浦（离德里不远的一个印度城市）围巾的钱，但是这街坊不承认他买过这件东西，在争吵之中，拉曼把他刺伤了。此时，在盛怒之下，拉曼正在乱骂他的仇人。忽然间，在我房子的阳台上，我的小敏妮出现了，照样地喊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拉曼回头看她的时候，脸上露出了笑容。因为蓄意谋杀，拉曼被判了几年有期徒刑。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拉曼被人忘却了。说起来真不好意思，连我的快活的敏妮，也把她的老朋友忘了。她的生活里又有了新的伴侣。她长大了，她和女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

　　又是一个秋天，我们把敏妮的婚礼筹备好了，婚礼定在杜尔迦大祭节举行。在杜尔迦回到凯拉斯去的时候，我们家里的光明也要到她丈夫家里去，把她父亲的家丢到阴影里。

　　早晨是晴朗的。雨后的空气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阳光就像纯金一般灿烂，连加尔各答小巷里肮脏的砖墙，都被照映得发出美丽的光辉。清早，喜事的喇叭就吹奏起来，每一个节拍都使我心跳。拍拉卑（一种印度音乐曲调名）的悲调仿佛在加深着我别离在即的痛苦——我的敏妮今晚就要出嫁了。

　　从清早起，房子里就充满了嘈杂和忙乱。院子里，要用竹竿把布篷撑起来；每一间屋子和走廊里都要挂上叮叮当当的吊灯。我正坐在书房里查看账目，有一个人进来了，恭敬地行过礼，站在我面前。原来是拉曼，那个喀布尔人。起先我没认出他——他没有带口袋，没有了长头发，也失去了从前的那种生气。但是他微笑着，我又认出他来。

　　“你什么时候来的，拉曼？”我问他。

　　“昨天晚上，”他说，“我从监狱里放出来了。”

　　“这儿正在办喜事，”我说，“我正忙着。你能不能过几天再来呢？”他立刻转身往外走，但是走到门口，他迟疑了一会儿说：“我可不可以看看那小人儿呢，先生，只一会儿工夫？”他相信敏妮还是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以为她会像往常那样向他跑来，叫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他又想象他们会和往日一样在一起说笑。事实上，为着纪念过去的日子，他带来了一点杏仁、葡萄干和葡萄，仔细地用纸包着，这些东西是他从一个老乡那里弄来的，因为他自己的一点点本钱已经用光了。

　　我又说：“家里正在办喜事，今天你什么人也见不到。”

　　拉曼的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他不满意地看了我一会儿，说了声“再见”，就走出去了。我觉得有一点抱歉，正想叫住他，发现他已自动转身回来了。他走到我跟前，递过他的礼物，说：“先生，我带了这点东西来，送给小人儿。您可以替我交给她吗？”我把它接过来，正要给他钱，但是他抓住我的手说：“您是很仁慈的，先生！永远记着我。但不要给我钱！在我家里，也有一个像她这么大的小姑娘。我想到我女儿，就带点果子给您的孩子。我不是想赚钱的。”说到这里，他把手伸进他宽大的长袍里，掏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来。他很小心地打开这张纸，在我桌上用双手把它抹平了。纸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手印，不是一张相片，也不是一幅画像。这个墨迹模糊的手印平平地印在纸上。当他到加尔各答街上卖货的时候，女儿的这个印迹总刻在他的心上。

　　眼泪涌到我的眼眶里。我忘了他是一个穷苦的喀布尔小贩，而我是——但是，不对，我又哪儿比他强呢？他也是一个父亲啊。

　　在那遥远的山舍里的他的女儿的手印，使我想起了小敏妮。我立刻把敏妮从内室里叫出来。别人多方阻挠，我都不肯听。敏妮出来了，她穿着结婚的红绸衣服，额上点着檀香膏，打扮成一个新娘的样子，害羞地站在我面前。

　　看着这景象，喀布尔人显出有点惊讶的样子。他不能重温他们过去的友谊了。最后他微笑着说：“小人儿，你要到你公公家里去吗？”

　　敏妮现在懂得“公公”这个词的意思了，她不能像从前那样回答他。听到他这样一问，她脸红了，站在他面前，把头低了下去。

　　想起这喀布尔人和敏妮第一次会面的那一天，我感到难过。敏妮走了以后，拉曼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在地上坐下来。他突然想到，在这悠长的岁月里，他的女儿一定也长大了，他必须重新和她做朋友。他再看见她的时候，她一定也和从前不一样了。而且，在这八年之中，她怎么可能不发生什么变化呢？

　　婚礼的喇叭吹起来了，温煦的秋天的阳光倾泻在我们周围。拉曼坐在这加尔各答的小巷里，却冥想着阿富汗光秃秃的群山。

　　我拿出一张钞票来，给了他，说：“回到你的家乡，到你自己的女儿那里去吧，拉曼，愿你们重逢的快乐给我的孩子带来幸运！”

　　因为送了这份礼，在婚礼的排场上我必须节省一些。我不能用我原来想用的电灯，也不能请军乐队，这让家里的女眷们感到很失望。但是我觉得这婚筵格外有光彩，因为我想到，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久出不归的父亲和他的独生女儿重逢了。

　　（熊 伟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泰戈尔小说集》一书，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