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盛戎

作者:汪曾祺 来源:读者

  我和裘盛戎只合作过两出戏,一出是《杜鹃山》,一出是小戏《雪花飘》,都是现代戏。

  我和盛戎最初认识,是和他(还有几个别的人)到天津去看戏——好像就是《杜鹃山》。演员们知道裘盛戎来看戏,都“卯上”了。散了戏,我们到后台给演员道辛苦,盛戎拙于言辞,但是他的态度是诚恳的、朴素的,他的谦虚是由衷的谦虚。他是真心实意地向人家学习来了。回旅馆的路上,他买了几套煎饼馃子摊鸡蛋,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他咬着煎饼馃子的样子,表现出很喜悦的怀旧之情和一种天真的童心。盛戎睡得很晚,晚上他一个人盘腿坐在床上抽烟,好像想着什么事,有点出神,有点迷迷糊糊的,不知是为什么,我以后总觉得盛戎的许多唱腔、唱法、身段,就是在这么盘腿坐着的时候想出来的。

  盛戎的身体早就不大好了。他曾经跟我说过:“老汪哎,你别看我外面还好,这里面——都瘘啦(西瓜过熟,瓜瓤败烂,北京话叫作“瘘了”)!”编排《雪花飘》的时候,他那几天有些不舒服,但还是跟着我们一同去体验生活。《雪花飘》是根据浩然同志的小说改编的,写的是一个送公用电话记录的老人的事。我们去拜访了政协礼堂附近的一位送电话记录的老人。这户人家只有老两口。老头子六十大几了,一脸的白胡茬,还骑着自行车到处送电话记录。他的老伴很得意地说:“头两个月他还骑着二八的车呀,这最近才弄了一辆二六的!”盛戎在这间屋里坐了好大一会儿,后来还随着老头子送了一个电话记录。

  《雪花飘》排得很快,一个星期左右,戏就出来了。幕一打开,盛戎唱了四句带点马派味儿的“散板”:

  打罢了新春六十七哟,

  看了五年电话机。

  传呼一千八百日,

  舒筋活血,强似下棋!

  我和导演刘雪涛一听,都觉得“真是这里的事儿!”

  《杜鹃山》编排过两次。一次是1964年,一次是1969年;1969年那次,我们到湘鄂赣体验了较长期的生活。我和盛戎那时都是“控制使用”,他的心情自然不大好。那时强调军事化,大家穿了“价拨”的旧军大衣,背着行李,排着队。盛戎也一样,没有一点特殊。他总是默默地跟着队伍走,不大说话,但倒也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虽然是“控制使用”,但还能“戴罪立功”,可以工作,可以演戏。我觉得从那时起,盛戎发生了一点变化,他变得深沉起来。盛戎平常也是个有说有笑的人,有时也爱逗个乐,但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见他有笑容了。他好像总是在想什么心事。用一句老戏词说:“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他的这种神气,一直到他死,还深深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那次体验生活,是够苦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更让人难受。屋子里不生火,墙壁屋瓦都很单薄。那年的天气也特别,我们在安源过的春节,旧历大年三十,下大雪,同时却又打雷、下雹子、下大雨,一块儿来!盛戎晚上不再穷聊了,他早早就进了被窝。这老兄!他连毛窝都不脱,就这样连着毛窝睡了。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没有叫一句苦。

  和盛戎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他很少对剧本提意见。他不是不当一回事,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或者提不出意见。盛戎文化程度不高,他读剧本是有点吃力的。但是他反复地读,盘着腿读。他读着,微微地摇着脑袋。他的目光有时从老花镜上面射出框外。他搖晃着脑袋,有时轻轻地发出一声:“唔。”有时甚至拍着大腿,大声喊叫:“唔!”

  盛戎的领悟、理解能力非常之高。他从来不挑“辙口”,你写什么,他唱什么。写《雪花飘》时,我跟他商量,这个戏准备让他唱“一七”,他沉吟着说:“哎呀,花脸唱闭口字……”我知道他这是“放傻”,就说:“你那《秦香莲》是什么辙?”他笑了:“‘一七’,好,唱,‘一七’!”盛戎十三道辙都唱得响。有一出戏里有一个“灭”字,这是“乜斜”,“乜斜”是很不好唱的,他照样唱得很响,而且很好听。一个演员十三道辙都唱得响,是很难得的。《杜鹃山》里有一场《打长工》,他看到被他当作地主奴才的长工身上的累累伤痕,唱道:“他遍体伤痕都是豪绅罪证,我怎能在他的旧伤痕上再加新伤痕?”这是一段“二六”转“流水”,创腔的时候,我在旁边,说:“老兄,这两句你不能就这样‘数’了过去!唱到‘旧伤痕上’,得有个‘过程’,就像你当真看到,而且想到一样!”盛戎一听,说:“对!您听听,我再给您来一遍!”他唱到“旧伤痕上”时唱“散”了,下面加了一个弹拨乐器的单音重复的小“垫头”,“噔、噔、噔……”,到“再加新伤痕”再归到原来的“尺寸”,而且感情很强烈。当时参加创腔的唐在炘、熊承旭同志都说:“好极了!”1969年本的《杜鹃山》原来有一大段《烤番薯》,写雷刚被困在山上断了粮,杜小山给他送来两个番薯。他把番薯放在篝火堆里烤着,番薯煳了,烤出了香气。他拾起番薯,唱道:“手握番薯全身暖,勾起我多少往事在心间……”他想起“我从小父母双亡讨米要饭,多亏了街坊邻舍问暖嘘寒”,他想起“大革命,造了反,几次探险在深山,每到有急和有难,都是乡亲接济咱。一块番薯掰两半,曾受深恩三十年!……到如今,山上来了毒蛇胆,杀人放火把父老摧残,我稳坐高山不去管,隔岸观火心怎安!……”(这剧本已经写就了很多年,我手头无打印的剧本,词句全凭记忆追写,可能不尽准确)创腔的同志对“一块番薯掰两半”不大理解,怕观众听不懂,盛戎说:“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一块番薯掰两半’,有他吃的就有我吃的!”他把这两句唱得非常感动人,头一句他“嘘”着一点唱,在想象,“曾受深恩”,“深恩”用极其深沉浑厚的胸音唱出,“三十年”一泻无余,跌宕不已。盛戎的这两句唱腔到现在还是余音绕梁,我一想起就激动。这一段在后台被称为“烤白薯”,板式用的是“反二黄”。花脸唱“反二黄”虽非创举,但当时还是很少见。盛戎后来得了病,他并不怎么悲观。他大概已经怀疑或者已经知道是癌症了,却跟我说:“甭管它是什么,有病咱们瞧病!”他还想唱戏。有一度他的病好了一些,他还是想和我们把《杜鹃山》再次编排出来(《杜鹃山》后来又写了一稿)。他为了清静,一个人搬到厢房里住,好看剧本。他死后,我才听他家里人说,他夜里躺在床上看剧本,曾经两次床头灯的罩子都被烤着了。他病得很重了,有一次还用手在床头到处摸,他的夫人知道他这是在要剧本。剧本不在手边,他的夫人就用报纸卷了一个筒子放在他手里。他这才平静下来。

  他病危时,我到医院去看他。他的学生方荣翔引我到他的病床前,轻轻地叫醒他:“先生,有人来看您。”盛戎半睁开眼,荣翔问他:“您还认得吗?”盛戎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说了一个字:“汪”,随即流下了一大滴眼泪。

  (夕梦若林摘自北方文艺出版社《自得其乐》一书,李 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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