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档案

作者:贾植芳    来源:《我的人生档案——贾值芳回忆录》

  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题为“死”的杂文里说过,中国人过了五十岁,就会想到死的问题。大概那个时候鲁迅正在病中,“死”这个魔影开始侵袭他了。我们乡间又有句俗话:“人老三不贵,贪财怕死不瞌睡。”

也说到了死的问题。可见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在这个自然规律面前,都有共识与同感。让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临近老年的标志,是在我收到的信件里,喜庆帖子越来越少,而讣闻却越来越多。这些讣闻的主儿大多是我的同代人或比我年事稍长者,也有五六十岁的中年一代的人。遇到较熟的朋友故世,我也常常到火葬场去参加告别仪式。每逢这种场合,像我这样拄着拐杖的三条腿角色,一般都被安排在前面一排的位置上,面对墙上用黑边围绕的死者遗像低头默哀。每当这种时候,一种幽默感就会在我心里油然而生:火葬场里旧人换新人,独独墙上那颗钉子——成不变,今天挂了这张像,我们在底下低头默哀,明天还不知道轮到谁在上面谁在下面。

  所以我虽然进入人生的暮境,对死亡可谓泰然处之。一次,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来看我,因为许久不见,我们在抽烟时,我问他:“还写写文章吗?”他听了竟漠然地说:“火葬场里又没有办刊物的。”换句话说,对我们这类行将就木的老头子来说,前进的唯一目标,就是快步或慢步地向火葬场走去。过去因为做文章吃过苦头,到了这个时刻,也可以一身轻了。不过我的想法与他有些区别:既然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活着就要消费,为了付饭钱,就得为这个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也是一种自我精神安慰,并不是因为“人还在心不死”,还想捞点什么带到棺材里去。

  记得外国有个作家说过:一个人只要经过两种出生入死的境界的磨难,就可以获得自由了,这两种境界就是战争与监狱。我生于乱世,有幸经历过这两种境界的考验。抗日军兴,我从日本弃学回国,投身抗战,曾在中条山前线军队里做对敌日文宣传翻译工作,上下火线,也算是经历过出生入死。那时候,经常跟着部队没日没夜地行军,在枪林弹雨里奔来奔去,也不觉得害怕。有时候长途行军,背上背一个煮熟的牛腿,腰间挂一个大酒壶,没日没夜地、迷迷糊糊地跟着队伍走,饿了割一块牛肉,渴了就喝—口土法造的白酒。人生就是这样——步步地走过来的。再说监狱,也是我人生旅途中的驿站。找从小习性顽劣,不肯安分守已,走—亡社会后又受了知识分子理想和传统的蛊惑,总是拒绝走做太平世界的顺民的道路。所以,命运之神对我的顽劣给了针锋相对的报复:把我一次次投入监狱。1936年初我在北平读中学,因为参加“—二·九”学生远动而被捕;抗战后期我在徐州搞策反,被日本宪兵抓到牢房里,直到抗战胜利才被释放;到上海后不久又因为给进步学生刊物写文章,以“煽动学潮”罪被捉将官里;转眼到了解放,可以松一口气了吧,且慢,批判胡风的乌云又慢慢聚拢来了,终于到1955年,一场风暴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一锅端到监狱去了,我又旧地重游,回到了相别6年的监狱。许多朋友在突然来临的灾难面前感到绝望,有的过早地去世,有的精神错乱了,我因为有了前面几次吃官司的经验,所以虽然在苦海里沉浮了25年,还不至于被命运之神吓唬住,我还是我。但在铁窗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每每扪心自问,也曾惶惑过: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这么度过?监狱里的事情看得多了,人生的许多梦也做醒了,因而就像那位外国作家所说的,人就获得了自由。

  我十几岁离开家乡,以后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国内国外到过不少地方,其中待的时间较长的地方,除了监狱,就算上海了。如果把在上海监狱里的时间也算上,那就更可观了。我常常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是动物,可是到了老年就变成植物了,不能跑东跑西了。上海对我来说,是个奇异的地方,尽管我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但我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却没有什么变化。我仍然操着十足的山西土音,上海人乍听起来觉得像一种外国话;而我的饮食,至今还是以面食为主,对大米、海鲜等上海的日常食品不感兴趣。不过上海人对我的顽固不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的居民就是由各地来的移民组成的,甚至连一些老外也加入进来。

  我在1946年和妻子来到上海时,开始是一个靠卖文为生的知识分子,自然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以前我对上海这个城市并不了解,只是从作家写的有关上海生活的小说里知道一些,但有‘三个名称一直没能搞清楚:“亭子间”“老虎灶”和“老板娘”。我在 北方从来没有见过这三样东西。“亭子间”我想一定是带有亭子的古代建筑,是个美轮美奂的好场所,后来才知道亭子间是最不值钱的房间,多半为穷困潦倒的人所租住。“老虎灶”是上海一般市民打开水的地方,但为什么称它为“老虎”,我百思而不解。至于“老板娘”,我—直以为是老板他妈。到上海后我住进了亭子间,打开水也是找老虎灶,而且和弄堂口的各类烟杂店的老板娘打着交道。就在这样的下层社会里我认识了上海。后半辈子我在大学里教书和生活,那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与市井生活又有了不同。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因为年老体衰,腿脚不便,除偶尔因公务外出,我绝少进入市区,更不要说去闹市区丁,连老城隍庙也好多年没有去丁,尽管我很怀念这个有民族特色的地方。就这样,我又渐渐变成住在上海的“乡下人”了。

  人生就是这么兜着圈子,这么颠颠簸簸地度过。现在我走路要用拐杖,谈话要用助听器,成了三条腿、三只耳朵的人,有时想想,觉得自己像个《封神榜》里的角色。回顾一生,自然感慨颇多。不过我并不怎样后悔,就像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的那样:“如果再让我活一次,人们问我,想当官吗?我说,不想。想发财吗?我说,不想。”不用说来世的事,就是今生今世,我也没有做过当官和发财的美梦,没有想过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和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最后一点吃奶的力气,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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