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自我人体实验

作者:Vitamin    来源:译言网
  他们喝下含有霍乱病原体的液体,给自己注射用来涂在箭头上的毒液,或者出于实验目的去上吊;为了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为了能扬名四方,某些研究者们不惜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其中一些人获得了轰动一时的发现,而另一些人则悲惨地死去。

  马克斯·冯·佩滕科弗是一位慕尼黑的卫生学教授。他曾经在1892年说过一番豪言壮语——他愿意像一个士兵一样,为荣誉倒在科学的战场上。在众多惊恐万状的学生面前,这位74岁的老人一股脑吞下了一瓶液体——其中含有约十亿个霍乱弧菌。他这么做,是为了向自己的老对手罗伯特·科赫证明,这种细菌并不是导致霍乱爆发的罪魁祸首——真凶应该是自然环境,确切地说是土壤状况。

  最终,佩滕科弗逃过了一劫,只是受到肠道功能紊乱的困扰。因此,教授便以为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其实,他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据猜测,他在之前几年就感染上了霍乱,而病程发展到此时,实验对他已经不会造成大碍了。

  与年逾古稀的佩滕科弗比起来,斯塔宾斯·弗斯在早年就开始拿自己的身体冒险了。18岁时,这个雄心勃勃的医科学生就想证明,黄热病并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的——尽管当时所有人都支持这个猜测,即黄热病是一种(人群间的)传染性疾病。1802年10月4日,弗斯壮着胆子,进行了一项极端的反证实验。

  他在身上20个不同的部位切开小口子,然后往伤口里滴进黄热病患者的呕吐物。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接着,他又将那些呕吐物加热,然后吸入它们蒸发出的气体。他甚至还服下由呕吐物制成的药丸。最后,他直接吞服稀释后的呕吐物,而且“逐渐将摄入量从半盎司增加到两盎司(约57克)”。他十分精准地记录下了这一切。

  然而,还是没有任何异样。于是,他又尝试了尿液、黏液和血液之类的体液——同样,他不是服下它们,就是将它们滴到自己的伤口上。无论如何,弗斯都十分健康。他无法从自己的实验中得出合理的结论——他当时并不了解,黄热病是通过蚊子传播的。

  相比之下,罗马尼亚法医,尼古拉斯·米诺维奇更濒临死亡的边缘。在20世纪初,他先后12次亲自用绳子(试着)上吊。“一开始,脸会变红”。他在事后激动地写下当时的情况,“接着,再变紫,而视线变得模糊,耳鸣也随之而来。”他并没有就此停止实验。最终,他在绞刑架上坚持了26秒。他的身体因此受到了好多损伤,“喉头和舌骨的撕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经历了无法忍受的痛楚,他最终认识到,绝大部分被送上绞刑架或是自缢的人都不是死于窒息,而是死于大脑缺血。

  对于这一类实验,人们总是很难分清,它们到底是严肃认真的知识获取过程,还是哗众取宠的炒作。在1889年的巴黎,当时已经拥有盛名的查尔斯·爱德华·布朗-西廓医生,把一只壮年小狗的睾丸捣碎,再将其和蒸馏水拌到一起,然后将“溶液”注射入自己前臂的经脉——他认为这是一种返老还童的良药。不久之后,医生便感到自己精力更加旺盛。这一点在粗略地量化估计中得到了证实,比如他排尿的强劲程度——“尿液划出的距离,即它从身体一直到小便器底部的飞行距离”有了明显的增加。

  后来,当布朗-西廓含糊不清地表示他的性功能也得到了增强时,这座以浪漫而文明的首都立刻陷入疯狂之中——很多人开始找寻这款神奇的药物,因为仿佛谁要是拥有了它,谁就拥有了幸福。次要的发明者对此完全失去了控制,不少奸商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然而,等到人们醒悟过来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很多病患在接受睾丸治疗法以后,都得了严重的败血症。

  其他一些自我人体实验的结局更加悲惨:外科医生威廉·哈尔斯蒂德把可卡因当做麻醉剂来实验,最后染上了毒瘾。英国人安德鲁·怀特猜测,疟疾可能会对鼠疫产生免疫,于是他让自己同时感染上两种疾病,结果不到一周便撒手人寰。秘鲁的医科学生丹尼尔·阿尔希德·卡里翁让自己染上在其家乡广为传播的皮肤病秘鲁疣,而39天之后他却令人意外地死于奥罗亚热。

  由于卡里翁的自我牺牲,人们在后来找出了那两种病症之间的联系。卡里翁在秘鲁也被追认为烈士与民族英雄。

  虽然另一些研究者在他们疯狂的自我人体实验中幸存下来,可他们却遭到了同行们幸灾乐祸的嘲讽甚至是非议。

  沃纳·福斯曼就曾经经历过这种挫折,他在自己身上做过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医学实验。后来,他的上司把他的所有尝试,称为愚蠢的“小丑表演”,并且认为这完全配不上高尚的医学事业。好心的同事则警告这位来自埃伯斯瓦尔德的德国乡村医生:由于他所进行的实验,他可能会在牢中度过一生。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1929年,这个年仅25岁、刚刚成为助理医师的青年实现了一个梦想:他刺破自己左臂肘部的静脉,将一根很长的、由无菌橄榄油润滑过的细管插到静脉里。慢慢地,管子越插越深,最终到了心脏。在这期间,他没有感到任何的疼痛,相反,却“感受到了一丝暖意”。实验并没有停止,他带着自己的“实验品”,跑到楼下一个配有伦琴射线仪(X光机)的房间。在那里,他给自己拍了一张片子,一张足以震惊世界的片子——福斯曼完成了医学史上第一例心脏导管术。

  媒体把他当做一个流行天王来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于是,越来越多的细节进入到公众的视野,包括福斯曼的顶头上司曾经坚决地禁止这项实验。此外,还有更扣人心弦的情节:就在福斯曼即将开始实验的时候,一名护士阻止了他。为了让他就此罢手,那名护士甚至提出,自己愿意代替福斯曼来做实验品。而年轻的医生将计就计。他只是在表面上随声附和,在那个无助的护士被牢牢地绑在手术台上之后,福斯曼开始了实验——没错,他对着自己开始了实验。

  对于这个倔强的年轻医生,整个行业选择了置之不理的态度。然而,福斯曼却在之后的实验中取得了进展,并且还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优化、改善心脏的诊断方式。他曾在闻名遐迩的柏林夏洛蒂医学院短暂工作过,可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后来,福斯曼还是回到了自己原来位于埃伯斯瓦尔德的乡村医院。

  而谁又能想到,在进行自我人体实验27年之后,早已被人们遗忘的福斯曼,收到了一封来自斯德哥尔摩的邮件,他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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