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场直觉

作者:季星 来源:《南方周末》2013年2月15日

  《源氏物语》最著名的两个中文译本,一个是丰子恺版,一个是林文月版。

  林文月的表弟是连战,外祖父是连横,老师是台静农,她家中的客厅里常常往来林海音、董桥等人的身影。台湾大学有一座“望月楼”,有人开玩笑说——望的就是林文月。

  1978年12月的某个冬夜,林文月终于翻译完成《源氏物语》全本54帖。丈夫和一双儿女已经沉沉睡下,从窗口远眺过去,整个台北都在安眠,只剩下稀稀落落的灯光。

  “我当时感觉紫式部就站在我身后。”

  从1973年开始,历经五年半,这部日本平安时代的巨着终于被林文月翻译成为中文。

  这五年半以来,她的写字桌桌面布局从未改变:书桌正中间放着《源氏物语》古文的底本,在一边放着3种日本现代文译本,古文底本下面则放着两种英译本。

  平时她备课或给家人老师写信,就直接压在这层层叠叠的各种《源氏物语》书籍之上写。

  2012年10月底,林文月第一次来到北京。站在北大的讲台上,她并没有多谈《源氏物语》的翻译,反而是讲了她的两篇回忆性的散文:《江湾路忆往》和《我所认识的刘呐鸥》,回忆她童年时期在上海日占区的生活。

  没有礼节性的寒暄,她的开场白是:“教书的时候我都是站着的,今天我还是站到不能站为止吧。”全体鼓掌。这一年她已79岁。

  我到底是哪里的人

  小时候,长期生活在上海日租界的林文月以为自己是个日本人。

  父亲在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做事,而在当时的上海,台湾人一律入日本籍,是日本公民。在家中,林文月和父亲说日语,和母亲偶尔讲一点点台湾话,和家里的娘姨则讲上海话。而“正式场合,全家对外讲的都是日本话”。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13岁的林文月跟着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听着广播,

  大家一起抱头痛哭。

  没过几天,林文月忽然被告知:自己是战胜国一方。日租界里的台湾人,每人都分到一面中国国旗,人们奔走相告:赶紧把日本的太阳旗烧掉。

  直到家门口挂上中国国旗,林文月才懵懵懂懂地明白:哦,原来我是中国人。

  1945年夏天的日租界一片混乱,趾高气扬的日本人变为丧家之犬。这一切在林文月眼中,是那么虚幻而又真实。

  由于父亲在日本公司供职,林家门上被贴上封条,上书“东洋鬼子的走狗”。父亲觉得无法再留在上海,于是带着全家匆匆远渡台湾,连在上海的房产都未来得及处理,林文月甚至没来得及和任何同学告别。

  到了台湾,“身份”依旧是林文月的一个困扰。

  林文月台语不好,想要融入当地必须赶紧学会台湾话(闽南话)。二战之后的台湾禁止使用日语,学校里,老师们用台语向学生教授国语——那些老师也非常吃力,他们的国语同样不够用。

  小学六年级的林文月突然需要同时适应两种新语言。她在脑海中不断地把国语翻译成日语,把日语翻译成台语,颠来倒去。“这是我翻译经验的开始。”林文月说。

  刀片刮出的“中文系”

  “有巧合,才会想到历史有那么多机缘。”林文月说。

  就在林文月一家登陆台湾岛7个月之后,台静农拿着台湾大学的聘书从四川江津赶赴台湾,“支援台湾建设”。当时的台静农从未想到自己的后半生会一直在台湾度过,不料最终他人生的归宿地就是台北。

  13岁的林文月也从未想到,6年后她将见到影响她一生的恩师。这个人是和她同年来到台湾的。

  到达台湾后的林文月进入台北第二女中,由于成绩优异,她始终做班长。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班长负责收取大家的志愿表格。

  在当时,读外文系对女孩子来说是“最为摩登的选择”,林文月也不例外地填了台大外文系。但在收取全班志愿表格的时候,她发现40多个女生中几乎全部都填了外文系,仅有一个人选择了哲学系。

  林文月顿觉没意思:“怎么每个人都跟我一样,真俗气。”

  钢笔填写的表格很难进行大幅度的改动,她想了一个最快捷的办法:刮掉“外”字,写上“中”字。“外文系改成中文系最快了。”

  这一“刮”,把林文月刮到了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台静农那里。

  在林文月的记忆中,师生关系总是亲密而随意的。她从未事先打过电话,总是随随便便地就跑去老师家玩。台静农住的是日式房屋,门厅有很高的台阶,每每需要走下来给她开门。

  台静农喜欢喝酒。某些黄昏,林文月下课后去他家拜访,夕阳西下,台静农一人独饮,看到林文月来了,就对她说:“来,你也来喝一点吧。”

  林文月的女儿和儿子都叫台静农“台公公”,叫台静农的太太“台奶奶”。台静农家里的猫成了林文月儿女儿时的玩伴,孩子们往往放了学就直接奔往台静农家。

  林文月念完大一,想回去念外文系,她不知道中文系念出来到底会怎么样。

  台静农对她说:“你干吗啊,功底不错,好好地接着念吧,别转系了。”

  一句话就堵住了林文月的嘴,她就此再也“没好意思”提转系的事情。

  4年本科念完,林文月并未想到要做学术。她想:留校做个助教就挺好。结果反而是台静农着急了,叫来台大文学院院长,催着林文月去报考研究生班。

  林文月翻译的《源氏物语》单行本陆续全部出版后,她第一时间想要送书给台静农。台静农对她说:“你别送我精装本,那个好重。我是真的要看你的书。我一般看书都躺在床上看,你给我简装本,我拿着也轻松点。”

  台静农于1990年去世。说起对“台先生”的印象,她说:“我给他画过画像,我记得他的老年斑。”

  谁敢翻译《源氏物语》

  翻译《源氏物语》,源于一次日本文学学术研讨会。她写了一篇比较《源氏物语》与《长恨歌》的论文,在论文后面附录了她翻译的《源氏物语》的第一帖《桐壶》。

  论文在台湾出版后,附录的翻译出乎意料大受读者欢迎。编辑跟林文月商量:可不可以接着把《源氏物语》逐帖翻译出来?

  《源氏物语》在日本的地位有如《红楼梦》之于中国,日本的翻译家把它从古文翻译成现代文都异常审慎,非名家、大家不敢贸然。

  “他们说我的日语是小学五年级以前学的。小学五年级的水平,怎么敢翻译《源氏物语》?”林文月说,当时的学界有不少质疑。

  带着一双儿女,还要教书,林文月的翻译是在一切时间罅隙中进行的。有时晚上要参加一个宴会,宴会前她还要翻译半个小时。“我母亲就像一部上了发条的机器。”林文月的女儿曾这样形容她。

  台静农曾劝林文月,不用一期不落每次都赶在截稿日之前翻译完毕。林文月的态度是:“我不允许自己有‘来不及’这种问题。”

  “物语”原是日本宫廷之中讲故事的方式,讲故事的人多为有文艺修养的女官,拿着一卷图画,向听众描述图画内容与故事情节,听者多为帝王和后宫诸人。这是一种精致婉约,极贵族化、女性化的文学产物,讲求的是优雅从容的贵族情调。

  “物语”的图画性非常强,讲故事的人往往不厌其烦地把画面上所画的庭院花卉、宫殿布置、人物服饰等等进行细节描述——这就带来了麻烦。

  “《源氏物语》里面有很多没有办法翻译的内容。譬如说一件衣服的织法、染法。还有花草植物与香料的古日文……平安时代的日本人对物品的分类实在太细腻了。我实在不知道这些植物的名称该怎么翻译。我甚至经常跑去问台大植物系的教授,他给我的是学术名称。可是这也不好在小说里面出现啊。”林文月说。

  林文月想了两个法子:第一,有中文古代称谓的就还原中文,比如“底衫”“皮裘”;第二,直接保留日文中的汉字原貌,如“朝颜”(牵牛花)、“上席”(榻榻米上所铺的锦缎)、“黑方”(一种日本香料),在文后加上详细注释。

  《源氏物语》里面夹杂着无数“和歌”,一种古典日本诗歌形式,怎样翻译“和歌”?

  “我想我要告诉读者,这是一种异国的东西,所以用了一种类似于楚辞而又不是楚辞的方式。日语的感觉像小提琴,不像中国古文那样,是硬的,是钢琴。每首和歌我用3行,看起来有日文的味道。”

  1973年两岸互不相通,林文月并不知道对岸的丰子恺已经翻译完成《源氏物语》。

  丰子恺的翻译讲求平白利落。同样翻译一首和歌,丰子恺的版本是:“欲望宫墙月,啼多泪眼昏。遥忆荒郊里,哪得见光明。”林文月则译为:“云掩翳兮月朦胧/清辉不及荒郊舍/独有一人兮怀苦衷。”

  对于“丰译”好还是“林译”好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很久。林文月自己的说法是:“每一个译者你都可以骂,没有一个完美的例子。我很敬佩丰子恺先生的全译,没有偷工减料。如果我当年知道丰子恺这样的大家已经完成了中文翻译,我大概会不敢提笔。”

  《源氏物语》之后,她又陆续翻译了日本平安时代最为着名的一批古典文学作品:《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伊氏物语》。

  间杂地,林文月还写些散文小品,平时在家作为主妇在厨房烹饪煮饭之际,也能写出一本《饮膳札记》,开了台湾一代饮食散文的风气。从古典文学以及现代文学中汲取养分,模拟各类经典散文的写作手法,回忆家族往事,她又写了《拟古》。在北大的讲座中所重点谈及的《江湾路忆往》就出自《拟古》一集。

  “我考台大中文系,后来写谢灵运,又翻译《源氏物语》,我觉得都不足为外人道,因为这些事情起初的机缘实在太可笑了。”林文月最后说,“人生是一场直觉。我始终都是靠‘直觉’。然而‘直觉’之外,其实你自己是有所准备的,只是自己不那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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