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再来

作者:埃特加·凯雷特 来源:读者

  我有个好父亲。我知道自己很幸运,不是每个人都有个好父亲的。上周,我陪他去医院做一个很常规的检查,检查完后,医生告诉我,他要死了。他所患口咽癌已到晚期,无法治愈了。几年前,癌症已降临在我父亲身上。那时医生们是乐观的,而父亲的确击败了疾病。

  这次,医生们说有几种选择。我们什么也不做,我父亲会在几周后死去;父亲可以接受化疗,如果起作用的话,能多给他几个月的生命;父亲也可以接受放疗,不过很可能它带给父亲的伤害要大于助益;或者可以通过手术,把父亲的舌头和喉咙摘除掉——那是个复杂的耗时将超过10个小时的手术,而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医生们认为这不是个可行的选择。不过父亲喜欢这个主意。“在我这个年纪,我不再需要一条舌头啦,只要头上有眼睛、心脏在跳动就行了。”他这样告诉那个年轻的肿瘤专家,“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我不能亲口说出你有多漂亮了,而是得把它写下来。”

  医生脸红了。“如果手术成功,你不光是不能说话,还要面临手术创伤。”她说,“还要遭受痛苦和进行康复治疗。这可是对你生活质量的一次巨大打击。”

  “我热爱生活,”父亲给了她一个固执的笑容,“如果生活质量好,那最好不过;如果不好,那就不好呗。我没那么挑剔。”

  在我们从医院回家的出租车里,父亲抓着我的手,好像我回到了5岁。我们准备穿过一条繁忙的街道。他兴奋地谈着各种治疗方案,就像一个企业家谈论各种新的商业机遇。父亲是个商人,不是穿着西装三件套的企业大亨,只是一个平常的喜欢做买卖的人,而如果他不能买或卖的话,他就准备租进或租出。对他来说,生意是与人会面、交流、筹谋的方式。如果让他去书报亭买包烟,10分钟之内他就会跟柜台后的家伙聊起一个可能的合作项目。“当下我们真的遇上了一个理想情况,”他一边抚摸着我的手,一边十分认真地说,“我喜欢在事情到谷底时做决定。现在的情况太恶劣了,我只能向前看:做化疗,我没多久就完蛋;做放疗,我的下巴全烂光;每个人都确定我在手术中活不下来,因为我已经84岁了。你知道我有多少块地是在这种情形下买来的?当所有者不想卖,而我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的时候?”

  “我知道。”我说。我确实知道。

  我7岁的时候,我们搬家。我们的新居与旧公寓在同一条街上,我们都很爱旧公寓,但父亲坚持要我们搬去一个更宽敞的地方。“二战”期间,我父亲和他的父母,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波兰小镇的一个地洞里藏了将近600天。洞太小了,他们不能在里面站着或躺下,只能坐着。当苏联人解放了那个地方,军人们不得不把我父亲和祖父母架出来,因为他们已经动不了了,他们的肌肉已经萎缩。父亲在洞里度过的时光让他对隐私很敏感。事实上,哥哥、姐姐和我在同一个房间里长大让他抓狂。他想让我们搬去一个每人都有自己房间的公寓。我们小孩其实喜欢共住一间房,不过当父亲打定了主意时,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我们打算搬离已经被他出售的旧公寓前几周的一个周六,他带我们去看新公寓。我们都洗了澡,穿上了我们最好的衣服,虽然我们知道去那儿并不会见到什么人。不过,毕竟不是每天都能见到新公寓的。

  公寓虽然已经竣工,但还没人入住。当父亲确认我们每个人都进了电梯后,他按了5楼的按钮。当时,那幢楼是那个街区唯一一幢有电梯的建筑物,电梯短短的上升过程令我们震颤。父亲打开了新公寓坚固的大门,开始向我们展示房间。先是儿童房,再是主卧,最后是客厅和超大的阳台。视野太美了,我们每个人,尤其是父亲,在将成为我们新家的神奇宫殿中狂喜不已。

  “你们见过这样的景色吗?”他抱着母亲,指着从客厅窗户可以望见的绿色小山。

  “没见过。”母亲勉强回答。

  “那你为什么板着一张苦瓜脸?”父亲问。

  “因为地上没铺瓷砖啊。”母亲低声咕哝着,低头看看我们脚下的尘土和裸露在外的金属管。直到这时我才和哥哥姐姐一起低头,看到母亲所看到的景象。我的意思是,在这之前我们都已发现没铺瓷砖,但是由于父亲的兴奋和热情,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实。父亲现在也朝下看了。

  “抱歉,”他说,“我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

  “在我们搬过来后,我是要铺瓷砖的,”母亲用她最平常的口气说,“我知道如何擦瓷砖,而不是沙子。”

  “你说得对。”父亲说着,试图去拥抱她。

  “我说得对这个事实不能帮我打扫干净房间。”母亲说。

  “好了,好了,”父亲说,“如果你不再抱怨这个,让我安静一会儿的话,我就考虑考虑这个问题。你懂的,是吧?”母亲毫无把握地点点头。电梯下行的时候,欢乐气氛少了许多。

  当我们几周后搬进新公寓时,地面全铺上了瓷砖,每个房间一种颜色。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以色列,只有一种颜色——芝麻色的瓷砖,而我们公寓的彩色瓷砖——红色、黑色、棕色,与我们曾见过的任何瓷砖都不同。

  “看见了吗?”父亲自豪地吻着母亲的额头,“我说过我会考虑这事的。”

  只过了一个月,我们就发现了他是怎么办到的。那天当我一个人在家洗澡时,一个灰色头发、穿着领尖有纽扣的白衬衫的男人带着一对年轻情侣进了浴室。“这些是我们的‘火山红’瓷砖,直接进口自意大利。”他指着地上的瓷砖说。那个女人首先注意到了一丝不挂、浑身打着肥皂的我正盯着他们。他们3个人迅速道歉,离开了浴室。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父亲这才揭开了他的秘密。由于他没钱买瓷砖,他就和瓷砖公司达成了交易:他们免费提供瓷砖给我们,而父亲让他们把我们的公寓当作样板房。

  出租车已经到了我父母现在住的大楼楼下,当我们下车时,父亲依然握着我的手。“我就喜欢在这种情况下做决定,当没有什么可以失去时,怎样都是赚了。”他重复道。当我们打开公寓的门,扑面而来的是愉快、熟悉的气息,十数种颜色的瓷砖,以及唯一的强有力的希望。谁知道呢?也许这一次,生活和父亲也会令我们惊讶不已地达成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交易。

  (笑 儿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美好的七年》一书,李晓林图)

  我的书里塞满了各种琐碎玩意儿,比如旧时的信笺、购物清单……它们总是伺机透露一些已被遗忘的秘密。书有两个生命,它们讲述自己的故事,也见证了我的生活。看到书架上的一本书,跟随在复习它的内容之后,是我阅读它的那段时光的记忆,思想随着文字起伏,在哪个标点处波动,在哪处段落尾卷入情绪,全部都翻涌上来,重新演绎一遍过往。我阅读书本,它们也在观察我,不动声色地把我的生活拓印进它们的身体里。

  ——安妮·弗朗索瓦《读书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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