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缺的是见识

　　知识分子的目光应该像探照灯一样，它照射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应该是未来

　　崔永元：我跟刘震云先生见面的机会挺多的，两个人一见面就开玩笑，很少有一个能坐下来认认真真地谈点儿正事的机会。所以这次我们就约定说，咱们少开玩笑，多说正事，因为观众看开玩笑的机会太多了，他们可以买票听相声去，但是做电视节目，我们觉得还是得说点儿正事，说点知识分子的事。

　　现在“知识分子”这个词在网上很热门，但好像成了一个中性词，甚至成了贬义词，这是因为在今天的知识分子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比如有人约着打架，您怎么看这样的事呢？

　　刘震云：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脑子都挺灵光的，如果说他们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出在眼睛上——知识分子到底能看多远。这里牵扯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一个民族或者说我们人类需要知识分子？整天风吹不着、雨打不着，你在房间里读书，你在实验室里搞科研，这个民族要你干什么？我觉得就是要借用你的眼睛。知识分子的目光应该像探照灯一样，它照射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应该是未来。比如讲，你是一位科学家，苹果掉在你头上，你确实应该发现地球是有引力的。还有像发明蒸汽机、汽车、冰箱等等，这是知识分子应该给我们带来的。那么作为一名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你确实应该考虑如何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和未来的道路，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到底做了多少呢？

　　崔永元：您说的是公共标准还是个人感受？

　　刘震云：是个人感受。如果是公共标准就应该这样要求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有担当，要能够照亮未来的道路。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能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存在，这是民族的幸运；如果感受不到，就是知识分子的失责和缺席。

　　崔永元：我们怎么能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存在呢？

　　刘震云：比如讲我们上学，知识和知识分子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关键的，因为我们的教育是知识分子在操持着。我曾经在我的母校说过，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教育本身就需要教育，我们通过传授标准答案的方式，把一百个孩子变成了一个孩子，但是在有些民族和国度，他们却把一百个孩子变成了两百个孩子。如果我们和人家比，不说在其他方面，单是在智识上，或者是对于世界认识的宽度和深度上，我们确实存在一些差距。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知识分子，从校长到教授，当然也包括像我和崔老师这样的人，我们大家应该有所反思，甚至是惭愧。

　　伟大在哪里？见识在哪里？不总在远方，有时候就在你我的身边

　　崔永元：我试着总结一下您这个结论，是不是就是说有很多人是知识分子，但他们有知识却没有见识？

　　刘震云：特别准确。但是呢，有的知识分子比你说的还要再退一步，他不是知识分子，他是“知道分子”。他从幼儿园小班开始到博士毕业，考试成绩都非常好，别人提到的事情他全知道。但是我觉得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点是应该有创见，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中国什么都不缺，我们不缺人，因为中国是人口大国；我们不缺钱，因为现在世界上很多奢侈品店是靠中国人来支撑的。我们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见识，是远见。就像我们修马路，往往第二年就要重新挖开看一看，可能前一年施工的时候，把什么宝贝给落里面了；我们的很多座大桥，寿命超不过20年，那可是桥啊，我们的精英们为什么不能考虑得稍微长远一点呢？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我非常赞同。他说一个民族和族群，总是在提倡道德而不注重规则的话，这个民族是会道德沦丧的。我也特别赞赏你之前说过的一句话，你说，很多牢骚其实是建设性的声音。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一个人、一个族群、一个民族，想要干什么的同时，你也一定要知道不能干什么，有时候牢骚就是告诉你不能干什么。

　　崔永元：知识分子总要忧国忧民，这是正常状态，但是所谓的忧国忧民，不是说读过很多课本、受过从学前班开始的训练就可以完成的，需要的是见识。那么，知识分子的见识是从哪儿来的呢？

　　刘震云：知识分子的概念，未必是读过书的人就是知识分子，有些不识字的人见识特别深远，在我看来就是非常好的知识分子。伟大在哪里？见识在哪里？我觉得也不总在远方，有时候就在你我的身边。

　　现在仔细想想，在我开始接触知识的时候，有两位大“知识分子”对我的影响特别大。第一位根本不识字，是我舅舅。他在我们村里赶马车，赶得特别好，方圆几十里，再调皮的牲口到了他手里，马上就变得温顺。我13岁那年，他跟我有一次特别深刻的谈话。他问：“你觉得你聪明吗？”我说：“不太聪明。”他又问我：“你笨不笨？”我说：“我也不笨。”他说：“世界上就怕这种人，要不你聪明，要不你是个傻子，你生活得都会非常幸福，像你这种既不聪明又不笨、不上不下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最难混。”我问他：“那我的一生应该怎么规划？”他说：“你记住我的话，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我记住了舅舅的这句话，直到现在为止，我就干一件事，就是编“瞎话”。

　　另外一位大“知识分子”，是我另外一个舅舅，他是一个木匠，方圆几十里，他的木匠活做得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别人打一张桌子花3天时间，他花10天，所以他打出来的桌子就比别人的好。舅舅就跟我说：“赶马车的舅舅给你定性了，你是不聪明的人，我再教你一招，就是做事情要慢。”现在很多人都督促我们，各行各业都要快，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很多用百分比标明的速度增长的指标。其实，不一定总要逞一时之快，有时候也要逞一时之慢，这个哲学思想就是我从做木匠的舅舅身上学来的。所以别人写一本小说花3个月，我花3年，人家说我写得好，其实并不是我的手艺比别人好，而是我花的时间比别人长一些。这是我写作最大的秘密和诀窍。

　　比真情更重要的是独特的见识，我们没有看到。这也是有时候我们对一些书籍和电影失望的重要原因

　　崔永元：今天听您说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也挺意外的，因为平时您给大家的印象是语言能力特别强，喜欢开玩笑，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一种忧思。

　　我还有一个疑问，可能也是观众的疑问，就是说现在您跟电影圈接触得比较多，参加首映式、走红地毯等等，这些您都在经历。很想知道，您跟书中的人物用什么方式接近？就是您怎么知道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喜怒哀乐，有这样的生活体验吗？

　　刘震云：首先我说说影视圈，我不但跟电影圈接触得特别多，我跟电视圈接触得也不少。其实一年365天，我一个晚上在电影圈，一个晚上在电视圈，剩下的363天，我还是在书桌前，跟我书里的人物在一起。

　　与书里的人物相处和与生活中的人物相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刚才老崔说，平常谈话好像没有这么深入，其实我每天跟书里的人谈话都会这么深入，有时可能会比今天谈得更深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时间限制。比如说今天录像，说录到明天早上6点，就算我们没什么，观众也急了。现实中的人肯定是忙碌的，但是你跟书里的人物相处的时候，他们永远是等着你的，你可以把昨天没有谈完的话题今天再接下去。还有一点，在现实生活中你想找到这么深入知心的朋友，可能会找到一两个，但很难找到十个，可在书里你可以同时找十个这样的人。

　　崔永元：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体会不到您刚才说的那种感受，也许只有作家才能体会。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是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当然也有人说是通过网络在看书，您的感觉是怎样呢？

　　刘震云：我不觉得读书的人越来越少，我经常看到有人在地铁上拿手机在读书。还有，如果一本书没有人读，这不是读者的问题，一定是作者的问题。我相信，好书一定是畅销书。

　　崔永元：您在乎这个吗？

　　刘震云：当然在乎了，如果你的书只有5个人读和有50万人读，当然是非常不一样的。在50万读者中，肯定能够找到很多想听你说话的人。我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但是通过编“瞎话”，能够让人知道这个“瞎话”背后，可能比真话更接近真实，我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途径跟大家交流。如果一辈子能有那么十来次，甚至20来次通过写书这种途径来交流，我觉得挺好。

　　另外，都说智慧存于民间，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生活中有好几个层面，有政治的层面，有社会的层面，有经济的层面，但是它最后总有一个是生活的最底的层面。我在生活中是一个不“绕”的人，我喜欢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不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这事弄还是不弄，要么弄要么就不弄，这是像我舅舅那样的村里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