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伴侣

作者:黎戈来源:《广州日报》2013年4月11日

  最近看《薇拉传》,很为这个女人的力量所折服。“婚姻,对纳博科夫来说是一个港湾,而对薇拉来说,则是一个职业。”我突然转念一想,如果“作家的伴侣”也算是个职业,有所谓行规、行会、行业精英之说,会怎么样呢?让我来做个粗糙的分类吧。

  护士型:此类妻子的代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老婆,安娜。她貌不惊人,但忠实、耐心、能干。老陀脾气乖戾,难以相处,打从西伯利亚劳改营回来,就三天两头发癫痫症,还酗酒赌博,并且,他最爱的女人始终只有一个波琳娜。无论身体还是精神,老陀都算是个病夫。他的双重人格、癫痫症,都得依仗安娜的照顾。这类妻子在作家伴侣中为数甚多,在此类基础上,还可衍生出秘书型、保姆型等等。其特点是:以服务作为爱的佐证。这个类型发展到极致,就是圣母型。

  圣母型:代表人物为希梅内斯太太。对,就是写《小毛驴之歌》那位的太太。他们夫妇之间有一种强弱转换。希梅内斯霸道、专制,甚至不允许他的妻子探视亲友,希梅内斯太太连得了脂肪瘤也无暇去动手术,因为他要伺候这个多病而暴戾的诗人。终于,肿瘤恶化成了癌症。她被化疗烤煳了半边身子,还得帮他整理文稿。那她为何不离开他呢?“他可爱极了,虽然他让我发疯”——她的自我被无限压缩,必须靠他人对她的依赖来体现个人价值。圣母光芒四射的博爱付出,是靠魔鬼阴霾的底色来衬托的。

  同样是牺牲生命,自主的选择会多几分美感,这就是献身型:如犹太作家内米洛夫斯基的丈夫。当老婆被抓进集中营时,他跑去和他们说,她太有才华了,请让我替她去死。结果他陪她上了黄泉路。

  对手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安娜相比,她的俄罗斯同乡、体格剽悍的托尔斯泰夫人,可就是重量级了。她天资聪颖,才干过人,而且对丈夫创作的介入程度也远远大于安娜。老托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她在油灯下,足足帮他誊抄了七遍,那本书有一百多万字呢!与此同时,她还要管理一个硕大的庄园。晚年还要像驱赶蚊虫一样,肃清托尔斯泰周围的信徒和从众,以便给他一个安定的创作环境。她像只鹰一样扫视着人群,扞卫着丈夫。就连对她并无好感的人,比如高尔基,都不得不承认她存在的意义。她和托尔斯泰互看日记,争风吃醋,毫不相让。

  缪斯型:薇拉,纳博科夫的妻子,比托尔斯泰太太更上一层楼。别说照顾纳博科夫的生活起居,就连和房东谈房租,向出版社讨要版税,写信安慰他妹妹,上门探望他妈,都是她的分内事。而她自己,也是极有文学才华的。只是理性的决定,让她和一个天才融为一体。在他的文字里,她处处隐身却又无所不在。她极为忠心,如果一个车夫认可纳博科夫的才华而另一个教授否定他,她就会只和前者做朋友,但是她并不盲从。没错,《洛丽塔》是她从火堆里拯救出来的。当纳博科夫用错文法的时候,她会马上帮他纠正。因为和一个低能的天才共同生活,她在乱世要带枪,上超市要扛包,夏天要陪他抓蝴蝶,冬天要为他去铲雪,连他找小三,她也得大气得体地帮他辩驳。她一再地挽救了纳博科夫,使他免于被沙皇、独裁者、牧师、政客、卫道士、警察、院系会议、灰尘、桃色丑闻所摧毁。

  母爱型:着名翻译家傅雷的夫人朱梅馥是其代表人物。有次老傅搞外遇,她不仅包容了,事后还表扬了他,并且对孩子们谆谆教导,如果不是爸爸回头,哪有我们现在的幸福家庭!搞文艺的人,多半气质浪漫,不安于室,做他们的伴侣,这点弹性还是要有的。这种爱和包容,以及对他悔过的欣慰,简直像母亲对孩子。

  教练型:陈丹燕是这么定位陈保平的。他是她大学同学,但比她大五岁。毕业时陈阿姨被成绩单挫伤了写作的信心,但陈叔叔鼓励和肯定了她的细节敏感性。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港台小美文兴起时,陈阿姨差点走了类似路线,结果被陈叔叔拨正了。她自己说凡是他指点的路,都能走好,比如后来改写人物访谈,如果是她自行的,往往无功而返——这确实是一个很出色的引路者。长于细处且敏感的人,搭上一个方向感出色的人,互补。

  玩伴型:麦卡勒斯的老公,利夫斯。与其说他是麦卡勒斯的夫君,不如说是她的玩伴。这是两个在玩过家家的孩子:初婚的麦卡勒斯很雀跃,和着圆舞曲的节奏跳着舞步去倒垃圾,浸在音乐声中大声地诵读菜谱。他们一起环游世界,夜夜笙歌,把威士忌当水喝,尝试各种与作家身份相配的、实验性的生活方式……可是她全无一个妻子的责任心,一旦婚姻的新鲜感退潮了,她就把它排斥到自己的注意力之外,去找其他的男人或女人,就像对待厌弃的玩具一样——话又说回来,这和她信马由缰、随性落笔、毫无缜密布局的天才小说倒是挺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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